武侠文学是民族文学争论相关

复兴中华文化，从反思五四运动开始
冯知明

　　前不久，我们在北京大学举办了“第三届今古传奇武侠文学颁奖会”，引起了诸多媒介的关注和报道，随后，我又先后接到“温世仁武侠文学百万大奖”、“新浪武侠奇幻文学大赛”组委会的邀请，前去出席会议或担任大赛评委，由香港中华书局与红袖添香网站、MSN读书联合举办的“2006新武侠小说大赛”也正举办得如火如荼。用北大教授孔庆东先生的话说，我们武侠文学的盛世江湖已经到来了。
所谓武侠文学的盛世江湖，其实就是一种复兴中华文化的具体表现，是一种最为大众所接受的方式。
为什么要提出复兴中华文化，因为我们的中华文化传统被西方通俗文化、快餐文化所冲击，正面临断裂的暗涌。这并不是杞人忧天危言耸听，随便找几个我们新生代的年轻人，考校一下，就会发现在他们身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几乎已经不见踪影。
　　一旦这种暗涌冲垮中华文化传统的最后一道防线，将使我们面对一个长期的文化游离期，并且即使在之后得到续断，其本质也将受到伤害。这种危险在我们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已经隐约可见，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失衡与此有直接关联。
　　这一切从源头说起的话，就要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在于改造了中国旧有价值体系对民众思想和社会制度的制约，为社会革命扫清了障碍，这种历史功绩是无法抹煞的，但是就文学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一剂充满毒素的虎狼之药。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是政治的、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但它绝不应该是文学的，甚至不该是文化的。
　　五四运动对中国文学的破坏显而易见。当国门洞开，五四时期的那些一代大家，面对那样的历史环境，尽管他们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但是依然表现出一种彻底的拿来主义，在自己的创作理念和创作实践中都对西方文学进行了全方位的复制。这种做法放到那个时代中考量，本也无可厚非，而且那时他们所学习的西方文学经典，毫无疑问是优秀而卓越的，都是在文学殿堂中无法重现的惊世之作。
　　所以问题不是在于五四文人学习了西方文学，而是他们急功近利的学习方法导致了根本上的歪曲，这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因为理解性的歪曲和翻译过程中造成的语言代沟，使五四时期的文学打上了鲜明的欧化语言的色彩，也就是所谓的翻译体。由此在我们的文学史上产生了一些怪胎一样的东西，如我们胡适之先生的白话诗，《尝试集》一卷东来，固然颠覆了中国千百年来的一种思维窠臼，但是中国诗歌特有的美感也被胡适之及后来者破坏殆尽，中国新体诗人唯一值得称道的大概就是“不带走一片云”的徐志摩先生了。
　　中华民族的文学语言，本是非常的朴实、简练、准确，以微言而见大义，经锤炼而深蕴美感，这样的一种文字表现在唐宋传奇、聊斋志异、四大名著中，已经达到了一个几至巅峰的高度，本来可以成为世界文学之林的一朵不可替代的民族奇葩，但我们的五四前辈们却东施效颦，大量使用欧化语言，就像李敖嘲笑鲁迅先生，指出他的语言因为欧化而让世人无法进行有效的阅读，更枉谈理解。五四之后的人效颦于此前的效颦者，这就造成了一种累加的恶性重量，将中国文学压得越来越畸形。
这种欧化语言对后世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在五四之后的文学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学经历了几次断代，很多人把这归罪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但究其根本，还是因为五四文学是没有根基的，是非常蹩脚的外来品，而这种外来品又被窜改和误读，导致了谬种流传，更不用说有什么生命力。这种没有生命力的文学，即使没有政治冲击，依然是苍白的、僵死的，不可能存活的，还是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断裂。
　　中国的知识界是不是没有反思精神呢？也不是，许多人都看清了这一点，但是因为五四运动有着辉煌的进步意义，太伟大，伟大的让我们不敢反思一下，不敢提丝毫的意见，我们出于对五四那个时代及那个时代所创造的历史的尊重或敬畏，而造成中国知识界的集体沉默和失语。
　　当代德国著名的汉学家顾宾先生用很情绪化的语言称我们的当代文学是垃圾，不得不引发我们的反思。“……这个要看中国人﹐因为最看不起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不是我们外国人﹐是中国人自己。问题就在中国本身﹐中国人根本不给他们自己的文化和文学什么地位……很多中国当代作家是在按照外国模式写作。如果没有外国文学，也许90%的中国当代文学都不会存在，因为没有东西可以模仿。”
　　我们伟大的“五四运动”给们带来“德先生”、“赛先生”的同时，对我们传承的传统和文化不得不说是一种颠覆。顾宾先生的无心之言，却恰到好处地指明了中国当代文学恶之花的萌芽之处。
我们引入大量西方式的文学观人文观，大量的文学作品翻译化，而丢失了中华文化的根本，放在西方价值体系内，被人称为“拉圾”就不足为怪了。今天我们在这里复兴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学式样，建立我们的标准和评价体系，其先锋军，当数中华民族特有的无法复制的武侠文学。
　　武侠文学赶上中华文化复兴的历史关头，注定要由我们这一代人来弘扬。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们要让整个世界都能看到，我们不仅有李小龙、李连杰和成龙，也有金庸、古龙和正在蓬勃发展的新派武侠。
武侠文学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学式样，无疑是最接近民族文学的一种形式，但关于武侠文学是否是民族文学，是否能足够担当起弘扬民族文化的重任来，似乎还有争论，但这不妨碍我们对中国文学的整体反思。然而，要让武侠从国门走出，走向世界，武侠文学首先应建立在民族文学这杆大旗之下，无论是民国时期的社会武侠、神魔武侠，还是一直流传的言情武侠、历史武侠，乃至现在的北派武侠、奇幻武侠，大陆新武侠、还是港台仍在发展的武侠，可以说，都是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得以存活发展、生生不息的。
　　著名武侠一代宗师温瑞安先生有这样一段话，“武侠小说是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它的背景往往是一部沉重的历史，发生在古代的山河：无论是思想和感情，对君臣父子师长的观念，都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一种精神。”这段话足以与有识之士共勉。

始作俑者——一石激起千层浪
主帖：九问武侠文学是否民族文学
冯知明

　　第一问：武侠文学是否在世界文学范围内，具有不可复制性？
　　作为民族文学，肯定得有民族代表性，能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特色，具有不可复制性。当今文学是一个全球共享的文学，没有哪种文学是孤独发展的，没有哪种文学是秘密而不为人所知的。在共享的年代，文章是可以被借来的，技巧是可以被学会的，文风是可以被模仿的，而只有文化内涵是学不会的，具有民族独特的不可复制性。一种文学如果全世界都是一样，那肯定是称不上民族文学的。
　　欧洲中世纪骑士阶层诞生，产生了独特的骑士文学；美国西部大开发时，也出现了一个举世闻名的牛仔群体，创造了瑰丽的美国西部文学。这些都是无法复制的，中国的武侠文学，包含有更多无法复制的元素，好莱坞的大导演昆廷•塔伦蒂诺很喜欢中国的武侠电影，但是他也只能拍个似是而非的《杀死比尔》出来。
第二问：武侠文学是否具有高度的通俗性，能为最广泛的大众所接受？　　
　　文学如果曲高和寡，那肯定称不得是民族文学，民族文学不应该是一小部分人的文学，而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文学。如果一种民族文学没有人多少看得懂，没有多少人愿意去读，那么它连自身的生命力都岌岌可危，又怎么能代表民族文学呢。事实证明，通俗是民族文学的一个重要品质，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四大名著是中华民族文学的代表作品，其通俗性一望可知。
　　通过google我们可以搜索到如下数据：文学（137，000，000）、武侠（341，000，000）、奇幻（11，200，000）、金庸（34，300，000）、哈里波特（649，000）。数据不能完全说明什么，但是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武侠作为文学的一种特有形式，其影响力已远远超越了文学本身，在中国人乃至整个华人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喜爱。
第三问：武侠文学是否具有凝聚民族精神的力量？
　　民族文学应该是使国人团结，凝聚国人的传统道德的。如果一种文学不能凝聚人心，不能明确一种人的内心信仰，反而使人困惑迷茫的话，它还不足以成为民族文学。民族文学的重任在于，能让本民族的人从这种文学作品中直观地感受到本民族的气息，这种文学作品应该能从心灵上打动本民族的人，给其以归属感。　　
　　比如日本的武士文学向武士们传播了武士道精神，激励了武士的勇武向前和不服输精神。在中国，武侠文学早在战国时代，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提出“儒以文犯法，而侠以武犯禁”，将侠与武并称开始，至今已有千年之久。陈平原曾经指出：“武侠小说因其流传极其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性格……”传统那种重责任、情感、隐忍的国民性格经过几千年的沉淀，仍然流淌在武侠小说的血液中。
第四问：武侠文学是否具有高度的开放性，能从其他文化中吸纳一切有益成分？　　
　　正如一个民族不能闭关锁国，与世隔绝，一种文学也不能闭门造车，陶醉于自家温室，孤芳自赏，而应该兼收并蓄，对不同文化系统中的优秀文学作品进行深入的学习，并对其优点予以掌握利用。中国的民族文学，如果只是抓住中国味儿的东西不放，那么终究还是无法在这个全球化的背景下推广出去。
　　武侠文学有曾经的各种传统列传、章回体小说形式等，而如今，武侠文学学习东西方的各种有利因素，扩充了自身。新武侠不仅学习借鉴了西方的各种奇幻元素，想象力大增，从古龙小说开始也学习很多的推理技巧和结构，使得武侠文学更加严谨和引人入胜，更借鉴了日本漫画文学的语言以及流畅感与唯美风格。
第五问：武侠文学是否能充分继承民族文化传统？
　　一种好的民族文学应该是能最大程度，最充分地对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加以继承的文学。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但中国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洋为中用，一方面民族文学中的糟粕被废弃了，但同时一部分优秀文化传统也被牵累而遭冤枉。当今，传统文化与现代后工业时代文明激烈碰撞，中国最需要的是一种能重拾优秀文化传统并对其加以改造为今所用的文学。　　
　　金庸的小说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浓缩品，作者自身在文、史、哲、儒、释、道、诗、词、书、画、乐、棋等诸多方面的修养和才识都非常丰富；除此之外，金庸还充分利用武艺和武德展现了民族精神中向上的一面，使文化色彩充溢于字里行间。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是金庸作品能够成为雅俗共赏的大众经典作品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他的功绩所在。
第六问：武侠文学是否是中华文化中极具辐射性的一种文学样式？　　
　　从儒家文化圈来说，儒家文化是通过以中国为核心，向周围辐射到东亚，东南亚乃至整个华人世界的。从世界范围来看，除了中华儒家文化圈之外，还存在有阿拉伯文化圈和古希腊罗马文化圈等，每一种强势的民族文化都具有很大的辐射影响力。当今中国需要一种能够配合优秀儒家文明向世界展示魅力的文学。
　　一种文化辐射的强度大小是由其背后的经济实力所决定的，现在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黄金期，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日益提高。这样，本来就属于传统中华文化圈的国家，如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文化的吸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的孔子学院在全世界更是办了一百多所。在世界范围内，最容易为人接受的就是武侠文化，包括许多部脍炙人口的武侠电影、小说。
第七问：武侠文学是否能深刻地代表中华民族的国民性？
　　每一种民族文学都是与其民族的国民性格，文化习惯以及精神文化内涵相结合在一起的。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会有一些自身约定的固有的东西，文学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反应生活，从生活中来再回归生活中去。民族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既能揭露国民劣根性，认识自身不足，同时又能在此基础上发掘人性美好一面并发扬光大。　　
　　武侠小说是成人的童话，这种特别的内涵，给武侠小说提供了很大的空间来展示人性。这里不妨引用孔庆东先生的一段话：“……从韦小宝的身上我们能够更仔细更全面地来反思我们的国民性，韦小宝你不要看他没有文化，其实他从小是受的听戏说书，这样的教育，他更全面地了解到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那么韦小宝的出现，也预示了武侠在现代社会中是没有实际性的功用，它变成了一种精神存在，变成一种纸面上的象征性的存在。所以说到了今天的社会，尽管现实生活中的侠客越来越少，武侠基本上就没有了，侠客，没有武的侠也越来越少，但是武侠的这种精神却是永远需要的。”
第八问：武侠文学是否具有长久生命力？　　
　　一种真正的民族文学不是一朝一夕的，需要时间来检验，民族文学是能在中华血脉中代代相传改进的。在历史的长河中，许多文学在波涛的浮浮沉沉中，或是戛然而止消失不再，或是虽然仍然存在，却影响渐小，逐渐淡出文化视野与舞台。中华民族文学应该是具有长久生命力，并能够在未来继续自我繁衍发展下去的文学。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些篇章，如游侠列传，被认为是武侠文学的最早的源头。这被很多学者认为是武侠文学的一个源头。自此之后，历经两千年，从魏晋笔记到唐传奇到宋话本到元杂剧，武侠文学始终健康地成长着，并且在明清时期终于达到一个辉煌点。与武侠文学同时期的文学样式，有的已经湮灭了，有的成为小众的玩物，只有武侠文学，历经两千年而不衰，直到今天，武侠文学的生命力，也可以一望而知。
第九问：武侠文学是否具有教育作用，能正面引导新生代？　　
　　民族文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于其教育指导作用。民族文学应该面向教育，面向现在，面向未来。民族的未来将由现在的新生代来承担，许多青少年陷入青春的苦闷，在各种人生观、价值观的交错冲击下产生迷茫、困惑。文学亦是人学，文学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往往有着极大的影响，真正的民族文学，应该对青少年有正确的导向作用。
　　武侠文学以前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糟粕，但是自从金古梁等大师改造武侠以来，武侠文学已经转变为弘扬侠义精神的载体。如今的新生代年轻人，普遍存在着软骨病，对社会上的丑恶现象都是或者畏缩或者袖手，武侠文学所强调的那种先人后己，先国家后个人的责任感，其正面教育意义，在当代社会，具有更直接的作用

全盘反对——板砖频掷箭如雨
（主帖发布第二天，在新浪博客上，一位老作家挥出当头一棒）
吴越（著名作家）
九答武侠文学可否代表民族文学
　　——简复冯知明先生

　　吴 越
　　第一问：武侠文学是否在世界文学范围内，具有不可复制性？
　　答：武侠文学，绝不是“中国特产”。在世界范围内，有为非作歹的人，就有行侠仗义的人。大家所熟知的佐罗和罗宾汉，就是“外国侠客”。反映在文学作品中，虽然不一定叫“武侠小说”，但是其意义是相通的，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因此，无所谓“复制性”。
　　“行侠仗义”，是一种“侠意识”。侠意识具有普遍性，不为某一国、某一族所专有。因此，“侠意识”也无所谓“复制性”。不能复制的是文学形式。中国的武侠小说有中国的特色。这和国外描写佐罗或罗宾汉的小说一样，只能翻译，无法“复制”。勉强模仿，外国人看起来还是“中国小说”，中国人却会说“不像外国小说”，结果成了四不像。
　　第二问：武侠文学是否具有高度的通俗性，能为最广泛的大众所接受？
　　答：可以这样认为。但是：通俗的、能够为最广泛的大众所接受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作品；反之，不通俗的，只能被少数人接受的文学作品，不一定不是好作品。这里面有一个读者的欣赏档次问题，也就是欣赏者本人的文学素养高低的问题。最理想的境界是：雅俗共赏，能够“雅俗通吃”；教授学者看了不觉得粗浅庸俗，贩夫走卒看了不觉得深奥难懂。——当然，雅俗共赏，也只能保持多数人的中间，不得不舍弃少数人的两头。
　　多数传统武侠小说都局限在“俗”的范畴之内，“不登大雅之堂”。即便是“新武侠小说”，也只有金大侠一个人能够做到“雅俗通吃”。这和作者本人的学术修养有关。一个学识不足、思想境界低下的人，是无法写出雅俗共赏的作品来的。
　　第三问：武侠文学是否具有凝聚民族精神的力量？
　　这个问题问得糊涂。任何一种文学形式，都可以具有、也可以不具有凝聚民族精神的力量。关键不在载体的形式，而在于作者的主观愿望和思想境界。例如抗日战争期间，任何一种文学形式，都可以产生凝聚民族精神的作品，一致抗日；也可以产生“汉奸文学”，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涂脂抹粉。
　　第四问：武侠文学是否具有高度的开放性，能从其他文化中吸纳一切有益成分？
　　答：当然是。反过来问：什么文学形式不具有开放性？连国画和民歌这样的“纯民族形式”，尚且可以从其他文化中吸纳一切有益成分，更何况小说这种极其灵活的文学形式呢。钢琴协奏曲《梁祝》，就是从越剧基本旋律中产生的、中西结合的典范。
　　第五问：武侠文学是否能充分继承民族文化传统？
　　答：肯定是。武侠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传统形式，他首先必须继承民族形式，然后才是吸收外来养料。中国武侠小说如果不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如果全盘西化，它就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武侠小说，而是类似于翻译小说的四不像了。
　　第六问：武侠文学是否是中华文化中极具辐射性的一种文学样式？
　　答：不一定。“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武侠文学只是中华文化中极小的一个细胞。目前全世界的人都向往“中华文化”，绝不是因为中华文化中有武侠文化。不能因为有《藏龙卧虎》这样的武打片子创造了较高的票房价值，就武断地下“在世界范围内，最容易为人接受的就是武侠文化，包括许多部脍炙人口的武侠电影、小说”这样的结论。外国人看中国的武打片，只是一种好奇，是想“换换口味”。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外国人看了中国的武侠小说、武打大片，并不等于接受了武侠文化。我们不能说：外国人原来不具有侠意识，看了中国的武侠小说和武打大片以后，忽然产生了许多大侠，到处行侠仗义，从而改变了外国人的民族风气。
　　第七问：武侠文学是否能深刻地代表中华民族的国民性？　　(续前)
　　第七问：武侠文学是否能深刻地代表中华民族的国民性？
　　答：不能。多数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其性格比较怪癖。往往是想象中的人物，在实际生活中很少甚至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是“中华民族的国民性”。你能说是阿Q代表中国的国民性，还是韦小宝代表中国的国民性？中华民族正在发展中。每一个时期，有不同的国民性。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塑造了“那个时代”中一个具有“马列主义小大姐”性格的小学生谢慧敏。那样的小学生，在“那个时代”到处都有，所以具有典型意义，可以说是代表了那个时期小学生中的“国民性”。请问这样的小学生，今天还有么？再比如：今天的官员，腐败成风，贪污成性，我们能说今天中国人的国民性，就是贪污腐化么？
　　第八问：武侠文学是否具有长久生命力？
　　答：在两可之间。因为任何一种文学形式，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不然，就会被现实生活所淘汰。老昆曲、老京剧，的确是中国的国粹，是传统的中华文化。但如果不发展、不提高，今天还有观众么？就是经过发展提高，今天也无法与电影、电视相抗衡。尽管天天在高喊“振兴”，其结果，很可能是逐渐衰落。这是因为舞台艺术要受时空的限制，在今天的视觉空间无限扩大的现实情况下，它根本就不可能突破的缘故。今天的武侠小说，主要背景依旧是古代。因为在今天的社会，无法想象能够出现一个具有侠意识的大侠，无视国法、纪律，到处行侠仗义、打抱不平。这样的形象，绝不是今天的法律所能容许的。何况“侠”和“武力”具有不可分割的从属关系。今天的“大侠”如果带刀带枪，那就不是“大侠”，而是“黑恶势力”了。今天如果还有人凭着个人的力量去偷、去枪、去杀贪官污吏，这个的定位肯定是罪犯而不是大侠。我看过一些港台描写当代社会的武侠小说，其成就简直不堪一提
　　第九问：武侠文学是否具有教育作用，能正面引导新生代？
　　答：应该有，但现在不一定有。
　　大侠的中心思想是侠意识，是除暴安良。目前中国人的性格偏向懦弱。看见行凶的歹徒，不是挺身而出，而是假装看不见的居多。这就需要提倡“侠义”，需要提倡勇武。这个任务，武侠小说也许能够分担一部分，但也不能寄托太多的希望。在中国，今天的教育任务，首先还是分清是非善恶，从根本上杜绝作恶源，而不是消极地除暴安良。
　　至于总的题目：武侠文学可否代表民族文学，则首先要问：什么是今天的民族文学？
　　民族文学，当然是相对世界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言。一种文学形式，是不是民族文学，不在其内容，而在其形式。比如音乐，用二胡拉外国曲子，依旧是民族形式；用小提琴拉中国民歌，依旧是西洋乐器。今天中国的长短篇小说，基本上都是西洋形式。传统的民族小说，只有章回小说或三言二拍式的短篇小说。真正的、纯粹的中国民族文学，恐怕只有古典诗词了。
　　武侠小说可以是中国民族文学的一部分；但是不能反过来说：武侠小说可以代表中国的民族文学。这是一个“以大包小”还是“以小包大”的问题。再举一个例子；王朔的灰色小说曾经风行一时，但是我们绝不能说：王朔的小说，就是中国小说的代表。要不然，这次作协换届，就应该推选王朔当中国作协主席，而不是铁凝了。——当然，铁凝的作品，也不能代表当代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平，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
　　
　　刘 忠（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第一问：武侠文学是否在世界文学范围内，具有不可复制性？
　　　答：“侠义”精神是不分种族、国界的，作为人类共通的东西，中外文学只有表现形式的区别。至于武侠是否在世界文学范围内具有不可复制性？我个人认为，文学园地中只有大师无法复制，经典无法复制，因为它们本身就是这一领域里的“宗教”，有着属于它们自己的人性光辉和审美创造。后来者会自觉不自觉地向它们看齐，就像官场上要向上司看齐一样。说武侠文学中的“经典”具有不可复制性可以，说所有的武侠文学都具备不可复制性，就不客观、公允了，因为武侠文学中雷同、定型的作品很多。
　　第二问：武侠文学是否具有高度的通俗性，能为最广泛的大众所接受？
　　答：从审美表现来看，通俗和高雅是相对的，大俗也就是大雅，大雅也就是大俗。我认为，用高雅来规范通俗，正如同用通俗来要求高雅一样，都是不对称、不公平的。“小桥流水”到了极致，与“高山大川”到了极致一样，都是美的。就“侠”的产生来说，武侠文学更多是来自民间，“原生态”自然就“大众化”。但是，一旦武侠文学进入文学殿堂，经由文人加工、提升，就有可能“小众化”。老舍的小说《断魂枪》就既有侠义性情，又有民族大义。我看，也未必就通俗。或者说通俗的是语言，不通俗的是精神和人性。金庸先生也说，侠者，人间之大义也。不能说曲高和寡，就不是民族文学，下里巴人固然好，阳春白雪又有什么罪过呢？
　　第三问：武侠文学是否具有凝聚民族精神的力量？
　　答：是否具有民族精神，与文学体裁、类型没有绝对关系，武侠文学可以写出，侦探文学同样可以写出（假如这种分类是存在的）。关键是作家能否从它的作品中发掘出民族的原生的东西，否则即便是来自昆仑、武当、少林的“和尚”，也有可能是假冒的“老外”（听说，北美“少林”拳法很成气候）。之所以会把“武侠文学”与“民族精神”联系在一起，可能是人们认为武术是国粹，所以武侠精神就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这种说法太过笼统。一、我们说，中国有武术，西方有斗牛（西班牙），关键是看能否写出武侠背后隐在的“道”来。二、武侠文学的帮派精神不是民族凝聚力，教派纷争更不是民族矛盾，我认为，民族凝聚力是建立在正义、公理基础上的。
　　第四问：武侠文学是否具有高度的开放性，能从其他文化中吸纳一切有益成分？
　　答：所有的文学都应是开放的，武侠文学概莫能外。中国的武侠文学之所以历经千年而不衰，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不听从其他文学体裁和文化类型中吸收养分。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有“旧武侠”和“新武侠”之别。相信，这种开放还会在武侠文学中进行下去。
　　第五问：武侠文学是否能充分继承民族文化传统？
　　答：继承民族文化传统，是中国文学发展和繁荣的题中之意。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提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我认为也是这个意思。当然，继承民族传统，不是说要发扬“侠客”的无行和纷争，而是要把侠义建立在人类正义、公理基础上，而是所谓的教派之间的快意恩仇和杀人如麻上。
　　　　第六问：武侠文学是否是中华文化中极具辐射性的一种文学样式？
　　答：首先，中国文化是一个复合观念，不仅有儒家，还有道家、墨家、法家等，它的伟大复兴，一方面取决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魅力，另一方面要看它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推动作用，不是说某一个文学体裁就能够“打包”完成的。当然，这一过程中，武侠文学可以做出它的突出贡献。
　　第七问：武侠文学是否能深刻地代表中华民族的国民性？
　　答：“国民性”本是一个社会学范畴，指的是一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形成的社会心理结构和个体行为模式。武侠文学会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国民性情、习惯、思维方式，但要把“国民性”主题掘进到鲁迅、老舍、钱钟书等人高度，还十分少见。金庸曾说，他的武侠小说关注的是人、人性。我想，既然是中国人，就必然有国民印痕。不过，要求每一部武侠小说都表现“阿Q”精神胜利法、“韦小宝”的无赖也是不现实的，要视作品主题而论。
　　第八问：武侠文学是否具有长久生命力？
　　答：武侠文学是否具有长久生命力，一要看它提供的经典文本，二要看它的生成性，尤其是精神的深度和艺术的活力。当然，生命力也有两种，一种是文本经典传承，常读常新，像“三国”、“红楼”；一种是武侠文学样式自身。我想，摆在武侠文学面前的，主要应解决“成人童话”思维与人类思想的赛跑问题，侠义与法理的“不融”问题，故事的原创问题……
　　第九问：武侠文学是否具有教育作用，能正面引导新生代？
　　答：能否具有教育作用，关键要看作者、作品如何建构它的侠义理路，或者说“侠义”是否体现人类共有的精神，如人道、公理、正义、规则、秩序。如果做到了这一点，武侠文学的作用将是巨大的，毕竟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侠”的梦想，正如同小孩热爱游戏一样。
　　
　　无量之恶——
　　武侠小说对于现代中国来说，绝对是消极的，它蔑视理性，践踏法制，与现代科学思维格格不入。更严重的是，它加重了中国人的奴性。表面上看，武侠里面的主人公都疾恶如仇，打抱不平，但是这些都是基于一种虚幻的“武功”上，所以对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国人只是会做梦，而从不去想实际的方法和行动去解决。相信多数人看武侠并不能获得对抗邪恶的勇气，反而是在生活中受到压抑后，马上抱起武侠小说，沉迷于幻想中寻求解脱和自我安慰。无形中，武侠小说给国人提供了一个逃避的虚拟空间，从而更削弱了其对抗现实的勇气。

　　Bolangsharen——
　　一种文学体裁究竟能不能代表本国的民族文学，应该看它的内容能不能代表本民族中长期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所表现出来的精神能不能代表本民族中广泛存在的精神现象，优良传统也罢，民族劣根性也罢，武侠小说在某些方面体现了以上两点，但很不全面．
　　　小说产生于明清时期，武侠小说则更晚，现在看到的武侠小说多为近现代人所作．也就是近现代人根据想象或史料（大部分为野史）所作．究竟能不能代表民族风气或精神，很值得商榷．


　　赞同、反击——
　　冯知明：（吴越的反驳帖一出，楼主也反映迅速，贴出了这篇硝烟味浓重的帖子——）
　　九驳吴越先生
　　一驳“武侠文学不是中国特产”。首先，我在这一问里，要跟大家讨论的就是作为“文学形式”的武侠文学，而吴先生已经明确的对我表示了支持，他也认为“不能复制的是文学形式。”在吴先生承认了这一点之后，其实这个问题已经没有驳斥的必要了，但是对于吴先生提出的外国侠客，如佐罗和罗宾汉，我觉得还是值得商榷的。
　　在国外的民间传说，或者是小说里，佐罗和罗宾汉之流的人物，大都是以盗贼的形象出现的，这可观的反应了在西方文化的传统心理背景下，不太能接受游侠式的人物，所以要让他们做盗贼。在美化这些盗贼形象时，更多的采用了西方惯用的史诗英雄手法，他们的“侠意识”，带有强烈的随机性。我们的武侠文学，提倡的是“侠义”，义之所在，为国为民，这在西方是反映不出来的。
　　二驳“通俗的、能够为最广泛的大众所接受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作品。”我注意到，吴先生使用了一个词“最广泛的”。如果仅仅说大众，也就罢了，能为普通大众接受的作品，确实不一定是好作品。但是“最广泛的”这个词，很是暴露了吴先生的精英情结，也是人文知识分子性格中常见的狭隘面。如果连“最广泛的”大众都喜闻乐见的东西，还算不上好的，那这个世界检验事物的标准是不是永远都掌握在了“最广泛”大众之外的那些人手上？
　　我们并没有说武侠文学已经完全做到了这一步，但是武侠文学显然是在被越来越多的大众所接受，我想，什么文学放到人民手里检验，都是最可行，也是最可靠的。
　　三驳“这个问题问得糊涂。”我问得并不糊涂，一种可以称得上是民族文学的文学样式，如果连凝聚民族精神都办不到，那还算什么民族文学？至于吴先生的驳论，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混淆了概念：在吴先生这里，只要是人，都可以代表民族，吴先生把民族当成了一个人而不是更接近“抽象”的群体来考虑，所以吴先生才会说，“汉奸文学”也可以凝聚民族精神。此时，吴先生已经把自动脱离了民族的那帮人也当成了民族。
　　我劝吴先生仔细考量一下民族的概念。
　　四驳“什么文学形式不具有开放性？”吴先生其实已经承认了我这一问的合理性，也就是说一个文学形式如果具有开放性，将成为它是否能代表民族文学的一个标准。吴先生问的有些意气，好像我说了别的文学形式不可以代表民族文学，我们谈武侠文学，也只是把武侠文学放到民族文学这个大家庭里来说，我们包容，而不排斥。
　　五驳几乎无法开展，因为吴先生完全是在为武侠文学辩护，“武侠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传统形式，他首先必须继承民族形式，然后才是吸收外来养料。中国武侠小说如果不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如果全盘西化，它就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武侠小说，而是类似于翻译小说的四不像了。”
　　所以五驳，我只能感谢吴先生，并对吴先生并不能一以贯之对我的质疑表示遗憾。
　　六驳“外国人看了中国的武侠小说、武打大片，并不等于接受了武侠文化。”我在这一问里，对中华文化的辐射作用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儒家文化的辐射性上。因为武侠文化，归根结底，还是儒家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主要谈了大儒家文化圈里，武侠文化的辐射性。在这个大文化圈里，众所周知，并不包括吴先生所暗指的西方基督文化社会。
　　立足于儒家文化圈，武侠文化的辐射性与儒家文化是二而为一的，在不具备充分的汉语语境的东南亚，很多家庭对子女的教育都是从阅读武侠小说开始。至于吴先生说的外国人看了武侠小说也不会有侠义精神云云，我想这谁也没有调查过，我们不能加以论断，吴先生也当慎之。
　　七驳“什么是‘中华民族的国民性’”。按照吴先生的说法，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就不是国民性，此言智者当明鉴之。阿Q如何不能代表国民性？难道因为阿Q对国民的精神胜利的习惯讽刺得太辛辣？韦小宝如何不能代表国民性？难道因为韦小宝深刻的反映了国民的一种青皮心理？我同意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国民性，但是有些国民性是一以贯之的。阿Q和韦小宝式的人物，如今就不常见吗？
　　吴先生在此回避的是，武侠文学能否反映国民性。这个问题，留待大家继续讨论，因为我们也在思考。
　　八驳“因为在今天的社会，无法想象能够出现一个具有侠意识的大侠，无视国法、纪律，到处行侠仗义、打抱不平。”吴先生先是有了个误解，就是在前文，把武侠精神简单的等同于了“侠意识”，在这里，吴先生把这一误解进一步深化了，认为大侠就“无视国法、纪律。”大侠首先都是尊重国家意志的，更尊重国民意志，这无视国法和纪律之说，只是由武侠小说中显而易见的夸张手法得来的。
　　武侠小说为了其可读性，不得不进行一些再创造，它之所以是成人的童话，就是因为这些浪漫想象，但是那种真正的侠义精神，是没有经过夸张修饰的，而是千百年沉淀而来。我们探讨武侠小说的生命力，是从一种文学的延续性上讲，吴先生把武侠小说能否有生命力，跟它能否书写当代社会联系起来，并提到“一些港台描写当代社会的武侠小说”，这有以偏概全之嫌。唐诗没有描写宋代社会，到宋代就不流行了吗？
　　九驳“大侠的中心思想是侠意识，是除暴安良。”吴先生对武侠精神的误解，是贯穿全文的。就是吴先生自己不断提到的“侠意识”，吴先生也把它简单的理解为了一种暴力行为。我们说武侠文学的教育功用，主要是从精神层面感化新一代，先人后己、讲究诚信、舍己为人、重义轻利、古道热肠，这些都是侠义精神的一部分，也都不需要暴力。


　　朱近墨（武侠作家）
　　武侠是文学，只不过很多人不拿他当文学写跟看罢了。
　　重提那句老话，黄易的出现是武侠急转直下的转折点，他被媒体与读者吹捧起来足以证明当今武侠精神的堕落。真正的武侠精神散落民间四野，一旦固步自封、围建堡垒，跟正统、权威等等字眼挂钩，再不敢仗义执言、只会跟风、无千万人吾往矣之独立精神，武侠就难免失去了他的味道。现代武侠文学由港台发起，继在港台消亡，被起步较晚的大陆承继接过，但终究难免走上港台的老路。现在的武侠难有与金古温梁比肩者，关键他们没有震撼人灵魂的力量，多与其经历、素质、视野、人格难与前辈相提并论少了底蕴相关，加上各种新文化冲击，将更加艰难。不创新必死，该是开拓新路的时候了。


　　王晴川（武侠作家）
　　武侠文学和民族文学的关系，在我看来，更贴切一点的说法应该是，武侠文学是最具民族性的文学。
　　我曾经说过武侠文学的两点元气所在，一是武侠小说可以自然而然地乃至全面地引入传统文化，二是对侠义精神的弘扬。
　　从承载传统文化上看，自金庸梁羽生先生开始，注重将多元的传统文化引入武侠小说，这样不仅能有利于表现人性的复杂性和真实感，更能升华小说的意境，丰富作品的内涵。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增强民族凝聚力，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乃至构建和谐社会，都应该加强对传统文化进行去芜存菁的吸收和继承。我以为，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上，目前没有一种文体比得上武侠小说。
　　正如冯知明先生所说，“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是金庸作品能够成为雅俗共赏的大众经典作品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他的功绩所在。”这一点，武侠创作的后来者应该继续发扬光大。
　　从侠义精神上看，武侠文学中描绘的那种至情至性和侠肝义胆正是这个日渐冷漠的现实中所缺少的。
　　吴越先生谈到，“今天的武侠小说，主要背景依旧是古代。因为在今天的社会，无法想象能够出现一个具有侠意识的大侠，无视国法、纪律，到处行侠仗义、打抱不平。这样的形象，绝不是今天的法律所能容许的。”其实，优秀武侠小说要表现的主要是人性，决不是寄希望于现实社会中会出现一个“具有侠意识”的大侠来包办一切。而且，认为读者读了武侠小说就会跃过法律去“到处行侠仗义”，似乎也太小看当今的读者了，哪怕是一个初中生，也不会产生这样幼稚的想法。武侠文学阐扬的侠，也不仅仅是“无视国法、纪律”，更多的是曾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凛然大义和孟子“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和平时期缺少英雄，但是社会还是需要英雄主义和侠义精神的。
　　所以，对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承载，对中华民族特有的侠义精神的弘扬，这两点正是武侠小说生生不息的元气所在，也是其最具有民族性的特色所在。


　　爆音爆食（武侠作家）
　　共同的想象构成一个民族
　　今天大家这个会主要谈的是武侠作为民族文学，能否代表民族文化，我根据这个说一下。我记得有一位哲学家说过，共同的想象构成一个民族，现在虽然西化的东西或者是在世界经济影响力比较强的欧美或者日本的大国，欧美所有文学实际上基础建立在圣经上，有人说，你如果不读圣经，你始终是读不了西方文学的。虽然日本现在的东西，比如说电影、歌舞都很强，但是实际上在日本国内真正被捧到经典的还是时代剧，就是每年年末时代剧选择的时候，如果哪个明星被担当时代剧，他才被承认在日本国民中取得一个承认。
　　 就我觉得，侠义是中国人真正的精神。就我们国内来说，真正著名的是四大名著，像凤歌说的，自主精神，实际上从汉末三国时代开始，中国对神的认识一直偶像衰败，中国始终没有神，反而真正被所有中国人尊敬的是一个人是关公，而关公最大的特点不外乎“侠义”两个字，侠义二字是真正在中国人骨子里流淌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么多年下来，比如说各国的唐人街或者说56个民族走在外面的人，他未必把佛教或者道教的东西带进去，一般有中国人的地方，一定有关公像，就是侠义是中国人真正的精神。
　　 武侠是很能代表中国民族性的东西。武侠分开来说是两个字，前面是武，后面是侠，侠的最观点的精神实际上是明知不可为而为，去对抗一种东西，像现在的武侠大一点来分三个流派，金庸和粱羽生古体的武侠，侠之大者是他的关键，他里面实际上是对抗强权，这是最关键的。另外一个流派是仙剑派，他们到现在是奇幻，这个也是对抗，就是作为一个侠者他有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仇恨或者是发展都是命运的东西，像今天这个会上还有人说新武侠要放弃侠之大者，说一些道家的侠，又说一些自我，实际上还是东西对抗自我的命运，所以我觉得武侠还是蛮符合国人的精神。
　　同样我认为武侠是很开放的东西。对于现在奇幻和动漫、游戏这三样在市场上挤压了阅读，但是这个还是从两个方面来说，奇幻的基础是西方已经发展了很多年的东西了，它跟武侠是两种精神风格，奇幻的基础是团队，就是魔法师、骑士、不同的团队组合一般都是三到四个人，是以团队形式表达一种精神，去冒险；武侠最终落实到英雄、武侠最终就是在追求英雄两个人，就是一个人一把刀，比如《射雕英雄传》宋朝末郭靖怎么怎么样，一个人对抗整个世界。实际上现在整个发展，在西方奇幻这一块，世界观也改变了，比如说现在比较红的是《魔戒》和《哈利•波特》，这两个对照，魔戒是传统的奇幻，他还是团队化的，实际上小矮人武也不行，魔也不行，但是他后面的团队共鸣的，而《哈利•波特》是反过来，是《哈利•波特》一个人最大的主角，是一个单独的人，他们用的是魔法，反而跟中国传统的武侠，一个人一把剑的精神是糅合的。
　　动漫和游戏它不是一种风格的内容，它是载体的东西。现在动漫和游戏加上动画、漫画他们是一种载体的问题。我前段在北广这边听课，实际上电影改编的要求，最基础的是文学性，在文学性之上才是戏剧性。实际上动漫如果要选剧本的话，他只不过在文学上多一点要求，可能柔和性高一点，游戏对于脚本的选择，尤其武侠脚本的选择，要求他有针对性，比如成长性的一些东西。就是说武侠作为诉求的东西，他跟奇幻有柔和、有对抗，但是它对于动漫和电影来说，它反而是动漫和电影的基础，就是说武侠你能够发展的很大，很广泛，反而能让许多动漫、游戏和电影让武侠来选择剧本。比如说打压的情况我觉得没有那么大，现在来说是需要一个开放想象力的阶段，比如说像步非烟说的随便什么进来都可以，现在武侠就是这样，大家如果开放想象力去写，也能够超越金庸，现在商业是销量的问题，你销量只要过三万到五万足够可以养活一个作家，因为周边产品的开发能产生其他的需求。
　　说到最后，武侠这个最基础的关键，我就是喜欢，我就是喜欢武侠我才来写的。
　　最后我觉得作者要有写武侠的耐心。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当初是四百多人，港台是四百多人写武侠，出名的不多，现在写武侠得更多，网上在写的可能更多，三四年前的时候，武侠到底能不能市场化，大家心理没有底，但是还有人在写，就是有人在喜欢这个东西。如果今天大家觉得不行，武侠被奇幻打压了，武侠被YY打压了，写这种东西不如写YY，这种精神跟侠的道理本身违背了，侠义最终的目的是明知不可为而为嘛，就是说只要是喜欢这个东西，就坚持续写，经过一段时间，就像李亮，他就是坚持写实验的，步非烟成功了三年，他和步非烟陪跑了三年，但他的东西还是有人喜欢，可能是没有一百万，但是有五万就可以了。
　　就算是红学现在很盛行，但是80年代“红楼梦”电视剧播之前，红学也是默默无闻的，所有的东西需要一个机会，大家就是有一个耐心，你要有写畅销书的耐心，你凭自己的感觉去写，你凭自己的爱好去写，总是有人跟你合拍或者是慢慢的时间去冲刷，你的作品的价值就会体现出来了。
　　

　　施爱东（社科院研究员）
　　我一位朋友仲林在他的论文中说到：“仔细追溯起来，民间文化与民族主义思潮之间的联系与互动根本就是与生俱来的：一方面，民族意识促使人们去弘扬民间文化；另一方面，对民间文化的广泛认同又促进了民族认同。在民俗学诞生之初，这一点体现得尤其明显，在德国、在芬兰、在英国莫不如此。”
　　武侠小说虽然不是直接的民间文学，但武侠小说有着浓厚的民间性，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武侠小说简单的思想负载，以及它在情节设置和语言运用方面的程式化倾向，使它具有了最广泛的接受群体和最快捷的消费速度。
　　金庸小说的成功并不在于深刻的思想性（如果有，那也是副产品），反是与小说中大量引入的模式化的民间性成果有关，比如，具有戏谑功能的周伯通、桃谷六仙等福将形象，作为巧媳妇的黄蓉与作为傻女婿的郭靖的形象，具有浓郁史诗英雄特质的萧峰形象等等。而偏于悲剧色彩的《连城诀》、《白马啸西风》、《飞狐外传》等，就远不如其它一些具有欢乐精神的作品受欢迎。
武侠小说的读者，显然不是精英思想的受教育者，他们是欢乐精神的消费者。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最起码的事实，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武侠小说家，几乎是不可能的。理由很简单，武侠小说这一文类的特点先天地决定了它的消费本质，而不是时代精英思想的承载者。
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小说类型，具有自身独特的、传统的叙事语法，它的广受欢迎、快速消费等文类特征，正是基于读者对这一叙事语法的熟悉，这是创作者与接受者历经千百年的双向互动而得到的一种稳定状态。作者在具体创作中的“自由创造”，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有限变异”，也即我们常说的“带着脚镣跳舞”。“所谓具有开拓意义的优秀作品，很可能不过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旧’，加上百分之一的‘新’；可正是这百分之一的‘新’改变了作品的质，实现了作品的艺术价值。” 而这所谓百分之九十九的“旧”，恰恰是艺术审美的民间性长期作用于武侠小说创作的结果。

　　龙辰——
　　第一问：武侠文学是否在世界文学范围内，具有不可复制性？
　　　是。这个问题与武侠文学是否是民族文学殊途同归。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话不错，但真正民族的东西却又无法真正成为世界的。比如说民族文学中代表的唐诗宋词，这些无论如何翻译，只能为外国人所了解，而无法真正成为他们血液中、骨子里的东西。如同看了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固然承认它是名画，但怎么能比得上兰亭序；再如看了荷兰的拦海大坝，固然惊叹其壮观，但在心中如何能比得上长城。因为民族的东西所引起的不仅是赞叹，而是一种体认。这个思想我在“秋寒山河”结尾处也有所描述。问武侠文学在世界文学范围内是否具有不可复制性，就如同问京剧在世界戏剧范围内具有不可复制性一样。武侠文学的背后不只是文学问题，如同京剧背后不只是戏剧问题。为什么武侠小说只在海外华人圈中流传呢？这充分说明，只有具有中华文化传统积淀背景的人，才能接受武侠小说。金庸小说虽然被翻成了英文，但我相信没有几个洋人能读懂其中三味。简单地说，笑傲江湖背后是三千年中国政治斗争，这洋人读得出来么？既然读不出来，武侠文学自然具有不可复制性。
　　　第二问：武侠文学是否具有高度的通俗性，能为最广泛的大众所接受？
　　真正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都具有高度的通俗性，否则也不会成为经典。许多我们现在看来阳春白雪的东西，在当初都是流行元素。还举唐诗宋词这个例子，那是在当时社会中广为传唱的东西，只怕有些象现在的流行歌曲。真正流传到现在的是当时流行歌曲中最经典的罢了。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相信不是每个井水处都有诗人吧。其它如四大名著就更不用说了。小说的来源本来就是话本，如果没有高度的通俗性，如何能流传至今？通俗并不等于庸俗。谁敢说鲁迅的东西不够通俗？那些半文半白、今日看来语法似不通的文章在当时不是最流行的通俗作品么？
　　　第三问：武侠文学是否具有凝聚民族精神的力量？
　　这个命题有点拔高了，但不可否认武侠文学可在某种程度上起到这样的作用。正如现在我们这个国家与社会发展前进的方向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处在复兴的道路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复兴有赖于民族精神的觉醒，而不仅仅是经济数字的不断攀升。自从近代以来，中国苦难深重，以致于民族精神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挫折与损伤。坦率地说，我们现在的民族精神中，已经没有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大汉气象，也没有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盛唐风范。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百年欺凌与苦难后重拾信心所必经的阶段。这样一种现象的最直接表现就是我们对外宾的优待程度要超过本国公民，而在其它国家，国民待遇都是优待的同意词。武侠文学，无论是传统武侠，或是新武侠，甚至大陆新武侠，其在精神领域都是一脉相承，即弘扬人性中的真、善、美、自由，等等。民族精神会影响到每个国民，而每个国民精神的提升，也必然推动民族精神的凝聚与形成。只有中华民族每个人都具有大国风范与气度，中华民族的精神才能再度弘扬。现在的新武侠文学，已经有了很多新元素，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人性的歌颂与追求。在这一点上，武侠文学有益于民族精神的确立与凝聚。但是，我也不赞成将其无限拔高。因为武侠文学毕竟只是文艺形式的一种，我不赞成为上纲上线而要求所有文艺形式都要有教育意义。
　　　第四问：武侠文学是否具有高度的开放性，能从其他文化中吸纳一切有益成分？
　　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事实了。事实上，除了武侠文学以外的其它文学或艺术形式，极少能在其发展过程不从其他文化吸纳有益成分。新武侠文学，已经加入了诸多其他文化的元素。单从技术角度来讲，侦探手法、意识流、蒙太奇等的引入，不都是如此么？事实上，创作武侠的人生活在这个开放的世界上，根本不能避免其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可能是不自觉的、不自知的，但这并不妨碍其从其他文化中吸纳有益成分。封闭而非开放的武侠文学，是不会具有长久生命力的。
　　第五问：武侠文学是否能充分继承民族文化传统？
　　这个问题如第三问。不要拔高武侠文学的作用，只能说武侠文学中含有很多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谁能说自己没有或多或少从武侠文学中接触到中华传统文化？但要谈到继承，却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要靠武侠文学来继承，这与其说是武侠的幸事，勿宁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武侠只是承载中华民族文化的多种形式之一，其功能不应被无限放大，对其的期许也不应太高。继承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是我们的责任，但不是武侠的责任。毕竟武侠只是一种文学形式。
　　第六问：武侠文学是否是中华文化中极具辐射性的一种文学样式？
　　若说武侠文学是中华文化中极具辐射性的一种文学样式，则要先肯定中华文化极具辐射性。那么这一辐射性的标的是什么。是海外？是他国？还是中国人？抑或海外华人？就我个人感受来说，很多外国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但感兴趣不代表真正认同或接纳。这样的例子很多，如京剧，如太极，如中医，等等皆如是。同样的，我坚持认为，武侠文学是写给中国人看的，或者说，是写给具有中华文化传统的人看的，如海外华人。很难说，一种文学形式能有多大的辐射性。
　　第七问：武侠文学是否能深刻地代表中华民族的国民性？
　　这个问题不好说，因为中华民族的国民性本身就是一个复杂而纠缠百年的命题。自从近代以来，关于这个命题的讨论与争论常常引发对中华民族国民性弱点的反思，如同鲁迅的阿Q正传、林语堂之吾国与吾民，柏杨之丑陋的中国人等等。而这些又都是近代中国落后的产物与直接结果。到底中华民族的国民性是什么？我无法说清。三千年前的中华民族、一千年前的中华民族、三百年前的中华民族与如今的中华民族是否具有一致的国民性？我看未必是。因此，恕我冒昧，武侠文学是否能代表中华民族的国民性是一个伪命题。是否可以这么说，武侠文学是根植于中华土壤的文学形式，反映与体现了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第八问：武侠文学是否具有长久生命力？
　　这个问题的答案毫无疑问应该是肯定的。侠义精神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精神。这一点恐怕勿庸置疑。追寻正义、善良、美好的事物，不但是武侠文学，也是其它一切文艺形式的永远主题。只是侠义以武的形式来表现，更能为人接受罢了。两千年来一直如此。当然，有人置疑刺客列传、水浒传等到底是不是武侠文学，我们无须对此进行争论。无论它们是否是武侠文学，武侠精神应该贯穿古今。不仅文学作品如此，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无不如此。社会之和谐、公平与正义，甚至是每个政府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我们看电视，经常可以看到，警察抓住嫌疑人时要大声背诵“米兰达警告”：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说的一切将成为法庭上对你不利的证据……这是什么？这便是正义的精神以程序正义的形式体现。程序正义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实体正义，而实际上，实体正义是永远无法百分百保证的。因此，对正义的追求自然应该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这种追求可以表现为人性、自由、爱情、理想、热血……这些又无一是武侠文学拥有的元素。
　　第九问：武侠文学是否具有教育作用，能正面引导新生代？
　　这个问题与第三问有相似之处。在第三问中，我表示，我不赞成为上纲上线而要求所有文艺形式都要有教育意义。我同样认为，武侠文学不能搞得象政治思想教材。毕竟，武侠文学也好，或者直接用武侠小说这个词，还是以故事性与娱乐性取胜的。试问，金庸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如果不是包含在其丰富的小说情节中，有谁能看得进去？武侠，在这个意义上象郭德纲口中的相声，第一步必须先让观众笑出来，第二步再谈教育意义。一个面目可憎、言语无味的艺术形式，根本谈不上有教育意义。只有先喜爱了相声这种形式，再从其构成元素中如太平歌词，去体会做人的道理。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中国现代教育的悲哀，就是功利性太强，太强调立竿见影。须知孔夫子两千年前就提出有教无类，每个人情况不同，教育最大的功能应该是在知识上传授，在做人上引导，而非在知识与做人上均灌输。因此，我们不能期望武侠文学对新生代、或者说对特定对象有何显著的教育作用。武侠文学只要做到不要诲淫诲盗，能从中看出些积极的因素就好了。就我个人而言，我能选择今天这份职业，也许还是受了一点点武侠理想主义的影响。在十年前那个少年的心中，郭靖守襄阳、萧峰息兵戈，都是能引起自己羡慕的事情。

　　陈天下——
　　冯兄的《九问》问得好，武侠文学被泼的污水太多，如何满子袁良骏王朔之流，也被人误解太多，不仅一般民众误解，甚至应该知书明理的读书人有误解，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误解，自命为知识分子信奉民主与科学、法制与理性精神的人，也在误解武侠文学，不仅是学术界，出版界，甚至文学界，甚至文学界里最不应该误解武侠文学的文学评论家也有相当一部分在误解武侠文学，因此，冯文九问，在问武侠文学一方面被社会与民众认可接受到常识的地步，一方面，又被贬得与色情小说、暴力迷信等精神污染同一程度，就像元代把读书人贬得比娼妓还低下，叫“八娼九儒十丐”。搞写作的人在一起，若有人声明自己是写武侠的，众人便拿异样的眼光看他，仿佛他是小偷似的。搞评论的，若叫他评武侠，他会觉得是污蔑他的智慧的学识似的，连忙落荒而逃。中国的主流文化，是从不承认武侠文学的地位的，评奖什么时候奖过武侠小说呢？文学年鉴里，什么时候写过武侠文学呢？《傲慢与偏见》这篇小说名，正好是评论界文学界某些人的心态的最好写照。
罩在武侠文学上的学理的迷雾，应该拨开，使真相大白于天下。还武侠文学以应有的文学地位，厘清武侠文学理论上的是是非非，这是很有意义的事。而且这对繁荣创作，继承发扬中国文化精神，甚至对振兴中华民族，都具有非同小可的作用。看似小题，其实可以大作。谁说是小题？这是大题目。能作好这篇文章，至少可以当博士。这篇大文章，上可作为文化立国的对策之一，应予重视。中可作为振兴武侠文化武侠文学，为文化的多样性文明的多元性文学的百花性，增加一大证明，为武侠小说创作指明方向，有利于武侠文学健康成长。下可纠谬误驳偏见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求真求实，回到常识，让人理性看待武侠，这对武侠文学的作者，编者，读者，以及一般社会民众，都是有好处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那么，洞明武侠文学真相，至少是一样学问，明白武侠世界里的人情事理，也是一块不小的文章。若有人小看这个问题，以为是不辩自明的伪问题，那就不是出于对武侠文学的无知，便是出于对一般民众的认知水平的无知了。

　　

　　理智回应
　　河沟卧虫——
　难得看到这么正儿八经的扯淡帖，现在舆论争论的重点还在武侠是否算得上文学，还没达到武侠能否代表民族文学的高度。冯先生喜爱武侠之心令吾佩服，却也不免操之过急。
　　作品的魅力是经过时间检验出来的，不是出身、雅俗所能决定，中国的四大奇书，今人看来是经典、是民族文学的代表，可它们哪一个不是出身民间，哪一个又不是经过数十百年的时间才真正登上殿堂。道理放在这儿，有人明白，有人不明白。明白的自然会执着认为金庸武侠也将获得它们的地位，因此想在短期内就给金庸老爷子封神，抬武侠上殿，金庸武侠了不起甚至可以媲美四大奇书都不假，但是，有些东西是靠时间积累和检验的，若没有时间这一量上的积累，终归不能让绝大多数人尤其是精英们心悦诚服地认可。更何况，金庸老爷子还健在，而且头脑似乎还清醒，恐怕也不会接受封神。中国向来讲究盖棺定论，总要等老爷子仙游了，再评价老爷子，再评价武侠也不迟。我相信，到时会是另一种局面，而且会异乎寻常地顺利。
　　其实现在武侠的地位很尴尬，朝上哭着闹着想进殿堂，朝下却被时下流行的玄幻奇幻魔幻等小说嘲笑，可能今古的编辑们不爱听，但至少是在网络上，武侠是没人看的，相信写的人也会越来越少。而现在这个时代，通俗文学的阵地，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报纸、杂志以及出版物，而是网络，是起点、幻剑书盟等。这些都让武侠手足无措，今古成为大陆武侠的阵地，已经是既成的事实，但是不是能够在武侠式微的年代玩个中兴、挽狂澜于既倒，恐怕还真要靠各位努力了。
　　当然努力的方式是真正出几本了不起的武侠长篇（是长篇，不是短篇，也不是短篇系列），不谈超越金古了，至少能打个平手吧，不然的话，无论是炒作“大陆新武侠”“女子武侠”的概念还是扯淡式的争论，都于事无补，忽悠得了普通读者，忽悠不了精英。真正有话语权的是作品。
　　今古还在为武侠而努力，还是值得赞赏的。


　　Seatotem——
　　武侠里的确有很多属于民族的人文精神财富，不求功名，为国为民，匡扶正义，替天行道，这些是让每个中华男儿为之热血沸腾。
　　 江湖道义，快意恩仇，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江湖豪情更是淋漓展现了一个中国人的社会观念。
　　 这些都是从中国的古代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渊源而来，对现代国人思想的影响也很大的。武侠思想汇集了儒、释、道家的思想精华，同时又与中国人家国天下的思想一脉相承，所谓侠之大者。
　　 更重要的这些思想并不是几千年的统治阶级所推崇的，而是源于古代大哲思想又代表普通士人百姓理想的观念，这在中国是难能可贵的。
　　 所以说武侠文学代表民族文学是没有问题的。对这样一个民族思想文化的宝库轻易的做低俗的结论是不负责任的。
　　

　　对星望月——
　　请反驳者看清大标题，是“民族文学”而非“传统经典纯文学”，不知道有些人怎么了看着射雕长大却为了凸显自己的品味而一味强调自己要与武侠保持距离，只看老舍、雨果，其实这是认识上的错误，我认为民族文学是一个民族文化特有的形态，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本身文化上的特点谁也概莫能外，我虽不是学者可我也笼统的知道诗词武侠就是我们民族文学的特点之一，只是大家可以承认李白、杜甫，为什么就不能给予金庸、古龙真确的文学地位？这是虚伪而可耻的。
　　诚然认可一种文学形式其实就是认可他的局限性，而我们的太多的武侠作品这个局限性没把握好，太多的庸俗暴力充斥其间，导致武侠作品整体的格调不高，以致许多“格调高雅”之士对其齿冷不已，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因此而否定——武侠，中国没有任何一门文化形态可以象诗词武侠那样明白的表现出我们民族文化的特点。
　　谁说武侠不能代表民族文学，他本来就是组成民族文学的一种，希望大家不要总用格调来批判武侠文学的不足，这和武侠文学本身没有关系，而是你没有能力从中悟得武侠得精髓，更不要遑谈什么武侠得粗俗鄙陋了，有句话说得好“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愿与所有在此发表过对武侠文学不屑一顾者却能熟练掌握金、古著名武侠人物的朋友共勉。


　　Ivanhust——
　　武侠文学是否具有教育作用，能正面引导新生代？
　　这个问题与第三问有相似之处。在第三问中，我表示，我不赞成为上纲上线而要求所有文艺形式都要有教育意义。我同样认为，武侠文学不能搞得象政治思想教材。毕竟，武侠文学也好，或者直接用武侠小说这个词，还是以故事性与娱乐性取胜的。试问，金庸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如果不是包含在其丰富的小说情节中，有谁能看得进去？武侠，在这个意义上象郭德纲口中的相声，第一步必须先让观众笑出来，第二步再谈教育意义。一个面目可憎、言语无味的艺术形式，根本谈不上有教育意义。只有先喜爱了相声这种形式，再从其构成元素中如太平歌词，去体会做人的道理。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中国现代教育的悲哀，就是功利性太强，太强调立竿见影。须知孔夫子两千年前就提出有教无类，每个人情况不同，教育最大的功能应该是在知识上传授，在做人上引导，而非在知识与做人上均灌输。因此，我们不能期望武侠文学对新生代、或者说对特定对象有何显著的教育作用。武侠文学只要做到不要诲淫诲盗，能从中看出些积极的因素就好了。就我个人而言，我能选择今天这份职业，也许还是受了一点点武侠理想主义的影响。在十年前那个少年的心中，郭靖守襄阳、萧峰息兵戈，都是能引起自己羡慕的事情。


　　编辑系列：
　　传承民族的精髓 涵括文学的瑰丽
　　——陶陌
　　从金古黄梁温引领武侠的狂潮，到如今大陆新武侠的大旗烈烈飞扬，武侠小说渐渐也迈入了大雅之堂。虽则还是有人将武侠斥为不入流，虽则还是有无数的父母、老师没收孩子的武侠小说，但是我们都不得不承认，今天的武侠已经是一种严肃而成熟的文学形式，而且是一种严肃而成熟的民族文学形式。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民族文学。什么是民族文学？严格来说。民族文学包括汉文学、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古典文学、当代文学及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民俗学等。其实这个概念十分宽泛，应该说属于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文化积淀付诸于笔端，能够体现出我们民族文化的意蕴和风气的都应该归于民族文学。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侠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是当之无愧的我们中华民族文学的瑰宝。武侠文学，就是以宣扬中国传统的侠义精神为主旨，以描写中国特有的武技为特征的文学作品。它是一种文学，它的体裁包括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其为主体）、武侠评论、武侠诗、武侠散文诗、武侠寓言、武侠小品等。
　　武侠小说中的“武”与“侠”一直是两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武是手段，侠是目的”、所有出色的武侠小说中都不能缺少惊心动魄的武和感人至深的侠。“侠”包括很多方面：侠情、侠义、侠胆，而这些侠的元素，最基本的组成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思想。例如：仁、义、礼、智、信。武侠小说里的大侠们，正是对众生有仁，对朋友有义、待人有礼、处事有智、言而有信，所有这些品质才构成了令人热血沸腾的侠情侠义，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英雄、大侠的形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侠文化是与传统的民族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我们常常能在出色的武侠小说中读出浓厚的古典文化韵味来。琴棋书画诗酒花，声乐歌舞茶衣食，皆在武侠文化中大放异彩，武侠小说巧妙的结合了古典文化和武侠功夫，将一切化入功夫、化入侠情，让读者在浓郁的中华民族古典文化的氛围中陶醉于武侠之中。怎能不说武侠文学是民族文学中瑰丽的一种文学形式呢？
　　到了五十年代初期至七十年代初期，金庸、梁羽生的出现，使武侠小说步入高雅文学殿堂。“江湖”也摆脱了以往那种一味注重仁义和悍勇的面貌。武侠小说在他们的手下开始了对人性的更细腻的描写。而其后的古龙以及温瑞安的武侠小说更是借鉴了西方文学的一些技巧的布局，开创了全新的武侠文学。他们的作品更注重于对感情、人性的挖掘、描写、体现。他们用有力的，极震撼又极优美的文字大段地来剖白、铺陈人物的内心世界、感情起伏。“情”和“侠”在他们的小说中上升到更突出的地位。并且，这个时候出现了“现代武侠”。千载以来，判断一部作品是不是武侠小说除了看它有无武与侠的内容，还看它发生故事的背景是不是在古代，写的是不是古人的故事。但“现代武侠”的异军突起，使得这类小说又要另外划定一个范畴，相对地称为“古典武侠”。这不能不说是对传统武侠文学的一种颠覆。这样的创新，抛弃了许多原有武侠小说中的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语言。与此同时，武侠文学的体裁也呈现出了多样性的特征。各种武侠散文诗，武侠小品文的出现也给传统的武侠文学带来了新的冲击。
　　一直发展到如今，武侠文学和原本的已经有很大的不同，非但小说的着眼点以及所要表达的主旨远远不限于江湖争斗，侠情恩怨，连“武术”“武功”的描写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飞檐走壁的轻功、神秘的巫术神力、甚至还有如日韩动漫一般的超自然的力量。复旦大学著名教授章培恒先生曾说“今天的武侠小说（指优秀的武侠小说）已能从感情上打动人，而不仅仅是满足人的好奇心了。”“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个人在这样的冲突里的复杂的感情，新派武侠小说中通过这样的冲突来写人物，其人物就具有一种较强的动人的力量……而这样的内容和人物，也是以前的武侠小说所没有的。”武侠文化已经越来越多元化，渐渐的离我们印象中的民族文学越来越远了。那么，如今的武侠文学还是民族文学吗？
　　或许有很多人会认为如今的武侠文学已经不是那么纯正的民族文学了。但是一种文学形式是不是民族文学，我认为还是要看其文字技巧、形式编排后面隐藏的真正的思想。借鉴世界上其他优秀文化的文学技巧只是为了更好的表达出小说的思想。而无论武侠文学怎么变化，其最最根本的思想还是一个“侠”字，而这一个侠字，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积淀了几千年的、独一无二的民族思想、民族文化。没有“侠”的武侠小说不算是武侠小说，更不是武侠文学。那么凡是优秀的武侠小说最根本的还是一个“侠”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武侠文学借鉴了多少外来的东西，它的根本还是民族文学。
　　武侠文学，传承了古典文学的精华，也是民族文学的奇葩。现在流行一句话：“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那么，我咬要说：“世界的就是民族的”汲取他人之长，为我所用，这才是发展民族文化、又不落后时代潮流的发展方法。武侠文学是我们民族的瑰宝，只有保其神、新其体才能够使得她在民族文学之中大放异彩。

武侠文学与民族文学
徐丹

　　武侠小说是近百年来华人世界中最有魅力的一种大众读物，其成为争议性问题为时亦久。大约从一九二○年代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问世并陆续拍成十八集《火烧红莲寺》的电影风靡全中国起，不虞之毁誉便纷至沓来。
　　但不管如何，在缤纷多彩的通俗文学里，武侠小说可称得上是一朵“奇葩”。它以独特的文学形式、风格、题材、命意及专门用语，勾勒成一幅又一幅充满传奇色彩的“江湖众生相”；它以人间的公平与正义为主题，替天行道，济弱扶倾，而穿插其中的是虚实相生的武功、曲折离奇的情节。这里面有人性冲突，国仇家恨，正邪之争，帮派恩怨……总之，刀光剑影，侠骨柔情，悲欢离合，不一而足。而武侠小说更是从形式到内容都与中华文化传统血肉相连，通篇洋溢着中国人独有的生命情调，供人神驰想象，遣怀寄慨。
　　从战国时代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提出“儒以文犯法，而侠以武犯禁”，将侠与武并称开始，至今已有千年之久。从《史记》中的“刺客列传”开始，到唐人传奇在文学史上领一代之风骚，武侠小说可以说开始萌芽，宋初李昉等所编《太平广记》卷一九三至一九六，就将十八种唐人传奇列入「豪侠」类。此后此类武侠传奇创作走向衰落，直到《水浒传》，才树立白话武侠的典型，开我国长篇武侠章回小说的先河。而从清末开始，武侠小说创作大为发展，从有武侠精神的神魔小说，到儿女侠情小说，再到侠义公案小说，不一而足。民初至今的武侠史更为辉煌，还珠楼主、白羽、王度庐、郑证因、朱贞木，号称北派五大家，纵横江湖近半个世纪，他们仍然承接了章回体，但在侠的内容上有了拓展。而后梁羽生、金庸在香江崛起，卧龙生、司马翎、古龙、温瑞安等在台湾呼风唤雨，武侠小说极一时之盛。80年代改革开放之风吹遍大江南北，一大批武侠小说迅速占领了中国大陆的书市，但也不过十多年，很快慢慢沉寂。直到网络的兴起，武侠小说又再次兴盛，但还未成势。2001年武侠杂志《今古传奇•武侠版》创办，给了大批年轻的武侠创作者们一个更为合理的平台，新武侠从大陆崛起。
　　2004年，在武侠杂志和小说兴盛的背景下，“大陆新武侠”的概念提出。韩云波教授指出：“如果说金庸把武侠扩展成了历史本质中的人性，大陆新武侠则把武侠扩展成了幻想世界中的文化，仿佛类似西方通俗小说所谓‘fantasy’的广义幻想小说，而不再主要是‘formula’意义上的类型故事或模式故事，从而使武侠小说获得了在现实意义之外的一个广阔宏大的自由想象的文化空间，一种人类幻想领域的‘宏大叙事’。而且这样的文化空间是具有充分的民族独特性的”，这样的一种“民族独特性”的所在也是将武侠文学归于民族文学的范围因由所在。民族文学的界定比较模糊，但是不管如何界定，其中间最为关键的一部分仍然是民族性格。陈平原曾经指出：“武侠小说因其流传极其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性格；当然，话可以反过来说，中国人的性格制约着武侠小说的生产与流通并严重影响了武侠小说作为一个小说类型的发展。”传统那种重责任、情感、隐忍的国民性格经过几千年的沉淀，仍然流淌在武侠小说的血液中。所谓“侠在骨而不在表”，也是指这个。
　　从某种程度而言，武侠小说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俗文学的延续。金庸认为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很难说是中国小说，无论是巴金、茅盾或鲁迅所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实际上，真正流传下来的中国艺术传统，就好像国画那样，是根据唐、宋、元、明、清一个系统流传下来，和外国画完全不同……在中国小说方面，自五四以来的小说都不是传统的中国小说。武侠小说会受欢迎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东西。确实是这样中国的传统俗文学世界，原本就是以志怪类、公案类、传奇类和侠义类为主流的。自六朝志怪开始，到唐代传奇，到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无不按照这个脉络发展着。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鲁迅等知识分子引进了西方的小说理论和创作方法，同时批判了传统俗文学的价值。而武侠小说也很快吸收这些新东西，将之和传统融合起来，创作处为人们所喜闻乐道的在传统俗文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本土文学。
　　武侠小说作为通俗小说有着重娱乐性和可读性的特质。80年代到90年代金古黄梁温在大陆的迅速兴起也说明了这一点。与此相反的是，大陆武侠作家总想写大题材，想写现实主义作品，因而创作的武侠小说是过分拘泥于现实，人物形象单薄，情节不够曲折变换，想象力贫乏的感觉。……作者总是放不下纯文学作家的架子，总想写出真实感、历史感。直到网络文学的兴起和大陆新武侠的出现，大陆武侠文学出现了转折点。 强调“新江湖”（ 新江湖将是21世纪华人社会的象征，是都市的、当代的、复杂的、活跃的当代城市文明的缩影。新江湖将更加丰富、复杂、活跃、多元化）、新侠情（在肯定侠客快意恩仇、拔刀相助、善恶分明、正邪对立、为国为民的同时，也提倡多元、相对的侠客价值观念。提倡侠客在学艺、恋爱、江湖成长中追求自由，实现自我，展示独特的个性）、新体验（在发展传统的侠情小说的基础上，提倡和鼓励都市侠义小说、女子武侠小说、玄幻武侠小说等新题材的创作。作品将更加丰富、多元、个性化、有想象力、节奏明快、有青春朝气）、大武侠（接纳当代丰富多彩的多元的文化元素进入武侠之世界）的“大陆新武侠”一方面不脱传统的侠义精神，另一方面加入了众多的现实元素，与时俱进，人们对于武侠小说的喜爱也达到了顶峰。
　　而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经济的极度繁荣和各种文化的大量涌入，中国人逐渐陷入了西方人在二十世纪初曾经经历过的精神困境，却一时间找不到出路。在这样一个过渡的时期，需要一个精神乌托邦调剂出于极度紧张状态的心灵。回归传统成为一种潮流。立足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以新武侠小说为代表的新本土文学的崛起可以看作是这样一种回归中的文学诉求。

武侠文学及民族文学
——小柯

　　时至今日，要讨论武侠文学是否民族文学，已变得毫无意义。当几亿中国人——上至老人，下到小学生——都在兴味盎然地读着武侠小说时，只有一小撮卫道士还在徒劳地批评。他们以道貌岸然的嘴脸，告诉国人，武侠这东西层次太低，难登大雅之堂。可惜他们的声音在一本本畅销得武侠小说前，在一个个逐渐经典的名字前，越来越弱，就快要被湮没在历史的旮旯中。
　　鲁迅在一篇驳斥武侠的杂文里，说这东西多看只会堕人心志，于国于民皆无益处。在那个全民族岌岌奔忙以救亡图存的大时代里，娱乐性较强的武侠小说确实会让人迷失方向，一味沉溺在小说家编织的梦境里。但是世易时移，大口号不再适用，一种温和的、寓教于乐的文学样式被重新呼唤。是任由日本漫画肆虐儿童心志、还是让小学生天天幻想去骑扫把？外国文化已在大张旗鼓地进军，华语的根基被日益动摇。
　　民族文学反击的号角何时才能吹响？
　　中华民族从来都是以文化、语言为向心力，维持着庞大的凝聚力，立五千年而不倒，影响所及，高丽棒子、小日本等蛮夷小国纷纷宾服来贡，然后捧着几沓汉字书籍回国膜拜学习。上层阶级都以汉语交谈为荣。玄奘、朱瞬水等人的雕像现在还屹立在岛国上。他们如果看到一本本日本漫画，一张张动漫光碟压缩在硕大无比的集装箱中，运往远东的海岸，他们是痛哭震天还是尴尬低笑？
　　文化入侵是比刀枪大炮更厉害的武器。没有基督教的渗透，就不会有后来东西罗马的分裂，如果尤利安打击基督教更力，又岂会致祸于后世？所谓圣贤，必忧虑百世，立言千载。中国现在不是太多智者，恰恰是太少了。那些只知指手画脚，在讲台上夸夸其词的教授先生们，可曾想过如何抵御日本动漫、美国大片、科幻奇幻？依靠他们推崇备加的纯文学？得了吧，很多人没翻一页就闭眼挺尸了。依靠喧嚣尘上的青春文学？那软不垃圾的东西，只会教导中国多几个软脚虾。
　　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不具尚武精神的民族。当亚历山大经波斯征伐印度的时候，我们还在忙于黄河流域的争雄。罗马黄金般的王政时代、共和时代，我们却在小心翼翼地防御着草原民族的入侵。我们在给万里长城硬加上第八大奇迹称号的时候，可曾想过我们的民族原可以打下更辽阔的疆土，百万雄师掠过近东，逐鹿欧洲？一句“犯我强汉，虽远必诛”可以回味千年，那是因为我们的民族太缺少这样的狂言；霍去病、李靖、高仙芝这些名字光耀千年，这是后人不思进取，只知追缅前人。
　　生逢武侠复苏之世，不知是否你我之幸。反攻的号角尚未吹响，武侠文学却不应固步自封，应该主动积极地承担起急先锋的义务。武侠文学的娱乐性，堪与任何国家任何文学样式相较，在正面进攻中不占任何下风。而其植根于中华文明，汲取五千年养分，又具有深厚的根基。上世纪刮起的武侠旋风，更证明没有比武侠文学更适合于中华民族的样式。
　　一个而立之年的武侠作者曾经做过这样的感叹：我们可能是第一代、也是最后一代读武侠长大的年轻人。一个武侠作者尚且做出这样的感叹，可见国外文化的入侵实已到了糜烂不堪的地步。哈里波特的旋风，就可以在中国刮起一阵奇幻狂潮。难道我们的民族文学真到了任人宰割的地步了吗？
武侠文学其自勉哉！

武侠文学何必是民族文学
——张雪松

　　武侠文学到底是不是民族文学？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什么是“民族文学”？中华几千年泱泱文化，从头捋到尾顺一遍，都不能发现有哪个人或者团体提出过“民族文学”这个概念。只有在抗日战争时期，以陈铨为首的一小撮人才发起过一次“民族文学运动”，而因为陈铨被怀疑为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不仅遭到当时左联诸将的围攻，甚至连中间派的自由知识分子也抵制他的说法。这件事，见诸于各类现当代文学史中。那么，除却陈铨个人身份问题引发的争议之外，我们是否有理由推断，“民族文学”这个词本身就不那么站得住脚以至于不招人待见呢？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五四余韵，绕民国三十年而不绝，在那个时期，文学当然是要破旧立新要不断向着更深层次的语言革命去的。而民族文学这一概念，尽管陈铨也会说一下“民族文学不是复古的”、“民族文学不是排外的”，但一般人总还是会轻易嗅出到这其中半文不白的腐尸味儿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陈铨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没有解决掉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什么是民族文学？”
由于意义上的便于总结，概念上的容易偷换，以及整个文化发展现成的逻辑链条摆在那里，所以陈铨等人提出民族文学时，就不免把民族文学这个其实一点都不古典的词带上中国古典色彩。而追寻古典色彩，尤其是在文学范畴，最简单快捷的办法，莫过于从已有的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发掘。所以，从诗三百以来历经两汉、魏晋，隋唐、五代两宋、元明清以来的各种具有时代概括意义的文体，都被拿来作一个宽泛概念下的分段样本，这样就不难发现这其中一以贯之的古典意象来。但是完整继承了这种古典意象的“鸳鸯蝴蝶派”在其全盛时期，也不敢以自己为民族文学自居，更枉论只是被视为此派的边缘人物的武侠诸名家了。
　　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当中国文学所有领域中的古典意象都被清除殆尽，各种西洋手法和概念在汉字里花样百出时，唯一在形式上最为恭敬的保存了这种古典意象的武侠小说，才被提上文坛的议事日程。所有对武侠小说关注的专家学者，无一不是冲着武侠小说中的古典意象去的。如果给武侠小说的背景元素进行一下时空切换，恐怕武侠小说所能承载起的文学使命的肩膀，就会一下子脱臼。而民族文学这套冠冕，更不是武侠小说这个文体所能消受的了的。
　　对比近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就是选择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地域文化，然后选择那种能充分反映这种独特文学特征的作品来授勋。诺贝尔文学奖在这种取向下已经变得跟联合国“人类文化保护遗产”的功能有些近似。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些作品又有一种奇特的现象，就是在其国内未必被视为民族文学，但在国际上，却被当作其民族文学的精华来看。这与张艺谋那些在西方屡屡获奖的电影，有些异曲同工之处，就是这个“民族”的概念，不是由属于这个民族的人来划定，定义权明白无误的掌握在西方人手中。
　　所以，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又必然存在一种文学是我们的民族文学，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这样一种必然的存在，在当前确实无法准确的对应一种文学样式。从技术层面讲，现在所盛行的小说，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已经大幅的西化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我们整个的社会就是全盘西化的。作为要反映当代主题的小说，不可能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去营造一种充斥古典意象的故事。当然，要除去武侠小说，然而在很多人看来武侠文学只是一种边缘文学，是以幻想为主的，是“成人的童话”。
　　对于那些全盘西化的小说，无论是洋鬼子还是我们自己人，都很难视之为民族文学。那么从多少沾染了一点古典意象的小说里，又能挑出哪种小说戴上民族的帽子呢？无论是张艺谋的电影，还是在西方颇受好评有诺贝尔呼声的莫言、苏童等人的小说，都无比强调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和宗法制度下，或者是在这种制度的余毒下，那样一种愚昧麻木甚至荒诞的民族语境。他们多少都带着寻找阴暗面的情绪去考证民族文学的概念统属，而武侠小说则恰好与他们做了相反的事情。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在杜绝了高大全之类的阴影之余，仍不免对正面角色进行某种角度的古典美化，武侠小说所宣扬的侠义精神，所谓为国为民的高风亮节，都给武侠小说罩上了神圣的色彩。所以对于不那么计较作品的文学分野的情况下，一般人更能接受武侠小说作为民族文学的代表。但是在这群人当中，又不免出现一些人，对武侠小说这样一种娱乐性极强的文体产生一些疑虑，觉得它不堪担负这么大的使命，有些对不起“民族”这样上升到了不起高度的名词来。所以近年为武侠小说正名的一系列活动，从武侠小说进入大中学校课本，到什么武侠小说成为名教授演讲的专题，都把对武侠小说的评价或明或暗的停留在“特色”上，而决不肯承认其是主流，更不用说让武侠“民族”起来。
　　然而去除掉酸腐气十足的文化分类法之后，纯粹把文学当成读者要购买的一种商品来看，武侠小说未必不可以是民族文学，哪怕它是形式最为单薄，但它完全可以成为民族文学的一种，因为它有民族特色，拿到全球化背景中，在哪个国家都不容找到这样富有中国古典气息飞檐走壁的奇人奇事。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了武侠文学是否要进入殿堂、进入殿堂之后如何封赏而争执不已，武侠文学本来就是草根味道十足，就应该让它留在民间留在草根阶层，只要在这个阶层武侠文学被认为是中国出产的，古香古色的，就像一个青花瓷瓶那样的东西，就可以了。

武侠文学才是民族文学
康天毅

　　究竟什么样的文学才是民族文学呢？
　　究竟武侠文学是不是民族文学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一直以来也都很困惑。武侠文学长久以来似乎登不得大雅之堂，流行于草根阶层，以至于一些人说武侠文学是伪文学，要生生剥夺它的文学身份。这个“伪文学”似乎根本就没有资格来参与民族文学，而我以为只有武侠文学才有可能成为我们真正的民族文学。
　　我窃以为符合独特的不可复制性、通俗性、聚合力、开放性等四个特点的文学才是民族文学，所以我以为武侠文学才是民族文学。
　　首先从不可复制性来说，作为民族文学，肯定得有民族代表性，能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特色，具有不可复制性。当今文学是一个全球共享的文学，没有哪种文学是孤独发展的，没有哪种文学是秘密而不为人所知的。在共享的年代，文章是可以被借来的，技巧是可以被学会的，文风是可以被模仿的，而只有文化内涵是学不会的，具有民族独特的不可复制性。一个文学如果全世界都是一样，那肯定是称不上民族文学的。
　　这就比如成龙，李连杰，周润发等好莱坞闯荡了，投资巨大的大片排出来了，身价涨高了，在西方世界的名气也高了，他们闯入了别人的文化世界，他们的功夫、他们的演技都在，都可以被复制过去，但是中国人却不再认识那些片，因为中国的文化没有被他们带入电影，所以中国人不认识。再比如，西方曾经有风靡一时的骑士文学，而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有过骑士的年代，比如说“胡服骑射”的时候，比如说元太祖横扫亚欧大陆的时候，凭借的不正是威猛的骑兵吗，从马上建国，从马上治国，人人一手好骑射功夫，但是中国没有产生骑士文学。就算中国那时产生了骑士为主体的文学，它也不会同于西方的骑士文学。一种文学有其自己生存所特有的土壤，温度，水分，如果你移植了它，终究是不行的。
　　而武侠文学正好是中国所独有的，几千年来，不但没有消失，反而不断发展进步。日本，韩国也有武士，也有侠客，每个民族都有刀剑等冷兵器，也有草根阶层，但是只有在中国才产生了武侠文学，它符合了独特的不可复制性。
　　第二，从武侠文学的通俗性来说。文学如果曲高和寡，那肯定称不得是民族文学，民族文学不应该是一小部分人的文学，而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文学。中国武侠文学从几千年前于社会底层诞生，在群众中流传、继承、改进，套用现代流行的三个代表之说，武侠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代表了广大劳动群众。几千年以来，很多文学流派兴起了，很快又消失死掉了，只有武侠文学浮浮沉沉，始终没有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
　　武侠文学正因为是通俗的，所以人们读得懂，愿意去读，很多人在儿时就开始阅读武侠文学，感受着武侠文学。如果一种民族文学没有人多少看得懂，没有多少人愿意去读，那么它连自身的生命力都岌岌可危，又怎么能代表民族文学呢。武侠文学以简单的手法和形式去表达一个复杂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而不是故作深沉地以复杂艰涩难懂的手法来表现一个简单单薄的故事。所以武侠文学是通俗的，是贴近大众的，大众的才有代表民族的可能。
　　第三，从武侠文学的聚合力来看。武侠文学从一露面就很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以武犯禁，古代武侠文学从专制禁锢中产生，反对的是暗无天日的个性压制，宣扬的是人性自由和侠义精神，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为国家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为民众可以挺身而出，为民请义。侠之小者，为友为邻，重承诺，守信义。
　　民族文学应该是使国人团结，凝聚国人的传统道德的。如果一种文学不能凝聚人心，不能明确一种人的内心信仰，反而使人困惑迷茫的话，我以为它还不足以成为民族文学。武侠文学正因为字里行间都洋溢这种古道热肠的侠义精神，急公好义，所以聚合力方面成为民族文学的可能。
　　第四，从民族文学的开放性来看。正如一个民族不能闭关锁国，与世隔绝，一种文学也不能闭门造车，而应该兼收并蓄，并在此基础上保持自身的特点，吸收的只是用来转化而不是为了代替。武侠文学发展到现在，吸取了多种文体之所长，同时抛弃了自身发展过程中混入的一些暴力、色情因素。武侠文学在吸取，在拿来，但是它没有改变它本质的东西，所以武侠文学符合开放性这一特点。
无论如何，奇技淫巧之类的东西是可以学来的，也是可以被别人所学，只有人文内涵才无法被移植，被复制，说武侠文学才是真正的民族文学或许会让很多人非议不已，但是也只有它才最大程度地展示了民族文学的魅力，成为民族文学的最佳可能。

浅论武侠文学是民族文学
——傲月寒

　　有人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武侠小说，此话绝不夸张。某日武侠版执行主编横刀大侠携娇媚女眷前往婚姻登记处，亲眼见到负责发放结婚证的办事人员正手捧《今古传奇武侠版》一本，阅读得津津有味。此景虽然纯属巧合，但武侠小说这种特殊文体对华人的影响力由此也算可见一斑了。
　　武侠小说起源于《史记》，发展于明清，真正鼎盛则是当代。金庸大侠凭借一根笔杆，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游走于历史之间，将朝廷与江湖完美融合，创造出令人如坠梦想的阅读感受。十几部超优秀的武侠作品，令亿万华人为之痴迷。也令武侠文学由文学而变身为电影电视剧游戏，由中国走向世界。
通常，判断一个事件被关注的程度，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WWW.GOOGLE.COM。只要在GG的搜索条输入事件名称，点击ENTER，找到词条的数目基本能表达大众对其的关注程度。于是笔者输入了如下词条：文学、武侠、奇幻、金庸、哈里波特。得出一下结论：
文学：137，000，000
武侠：341，000，000
奇幻：11，200，000
金庸：34，300，000
哈里波特：649，000
　　这一排名顺序是否与你料想的有些不同？
　　武侠作为一个特种文学样式，本来在性质上包含于文学，但在网络上，它被关注的程度却数倍于文学本身，且大大高于奇幻这一舶来品。而金庸作为武侠时代的宗师级人物，在网络上的影响力不但是所有奇幻作品总和的3倍，比之奇幻的扛鼎级大作《哈里波特》系列更高出不是几个档次。要知道大名鼎鼎的《哈里波特》系列，不但是亚马逊统计的全美畅销书2003、2004、2005年度冠军，更登上过英国、德国畅销书排行榜的宝座，其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堪称巨大。
　　随着武侠小说在华人世界的兴起，武侠传媒发展急速。
　　在短短数年内，许多武侠杂志面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今古传奇武侠版》更创造了创刊即发行11万册，发行即盈利的纪录，被誉为期刊发行界的奇迹。短短5年时间，《武侠版》经历了加页、扩版、改半月刊、改旬刊的种种变化，最终确立了以大陆新武侠为办刊宗旨，以旬刊为发行样式的办刊模式，成为一本月发行量72万的大刊强刊。不但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文学刊物之一，更成为了大陆武侠文学创作的基地，并广泛受到传媒研究，专家学者，以及武侠其他产业同仁们的密切关注。
　　在这种情况下，武侠由单纯的文字平媒向其他行业的渗透已然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以武侠小说为源头，进而由文字而成剧本，由剧本而立体为电视剧、电影、话剧、广播、游戏……以武侠小说为依托，改编为漫画……以武侠小说人物为原型，制作成周边产品比如扭蛋，卡片、T恤……以武侠小说中的场景为蓝本，与旅游城市合作，创建武侠主题旅游……以武侠小说为氛围，开办武校、江湖饭馆、江湖客栈……
　　一切都仅仅因为武侠是流淌在亿万中国人骨子中的血液，对于自由的追求，对于侠与义的崇拜，是中国文化多少年来浸润进华人骨子中的精粹。而只有牢牢把握住这一具有民族性的核心竞争力，中国文化才能走向世界。与日本的漫画、好莱坞的大片、韩国的偶像剧一较长短。

纵死尤有侠骨香
——清欢

　　若说侠是中华最悠久的传统，想必会有很多的争议。在唇枪舌剑的稷下年代，农商兵法儒道墨各据义理，阐微释变。所谓百家争鸣，并没有一个所谓的“侠”家。但若因此取缔侠作为中华文化最核心部分的权力，便显得不智且偏察。
　　文以言传，侠以笔载。任何悠久的传统都有时间来擦拭，唯有一以贯之的存在才最能代表事物的核心属性。儒家先是遭遇了秦的焚书坑儒，又借助了汉的罢黜百家，集合仁义礼智信的种种优处，在家国天下的世界里称圣称王。侠一无理论，二无吹鼓手，在太史公的笔下却与儒分庭抗拒。“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确然成为儒与侠并列的第一块碑。
　　司马迁不隐恶，不虚美，几成为史家之标准。他指出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这句话对侠客的行为作出了初步的概括。 而其中的正义，实际上指的是法令。法者，天下之公器。古代封建之国，天下之公器往往归于一家一姓的专属。于是肩负仁义的儒家要大声抗辩，不平则鸣，是谓“乱法”。而赴士之困厄的侠士们，便要长虹贯日、彗星袭月，如此当然“犯禁”。
　　梁启超先生在《〈中国之武士道〉自叙》中曾指出：“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对武与侠的向往，代不乏人。上起三代，下至当今。但武侠虽然历史悠久且地位高越，但真正成长为能代表中华民族之精神，还是与儒的结合。“千古文人侠客梦”。陶渊明、李白、龚自珍哪个不是做着侠客的梦想，以至于“剑”成为儒士们精神的寄托，徐文长刻闲章上书“袖里青蛇胆气壮”，无疑便是其中的代表。
　　随着专制体制的完善，儒士们议论朝政，抨击时弊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高明的君主开始篡改史书的记载，忠恳的臣子被无辜杀害。有所说又不得所说的人，只能把所有的梦想寄托在来无影、去无踪的侠客身上。因为侠客成为了文人的寄托，文人也就开始规范侠客的道德属性，侠这一精神，也终于从原生的血勇，变为肩负儒与侠两家长处的中华民族之精神。
　　中华民族历经波折，开疆裂土之苦，外族入侵之害。即便中华民族内部，互相掠夺与杀戮亦不鲜见。然铁骨铮铮，虽不能抗天而成就，亦能不屈筋骨，自赋正气。私以为，华人之精神，正在儒侠合流之“纵死尤有侠骨香”。
　　武侠之精神既为中华流传最久远之存在。与此相应，则武侠文学亦源远流长。世人说中国乃是诗的国度。在小说诞生之前，吟咏侠客与武士的诗词已经不知凡几，每个中华民族的子息，无论身处何地，要他吟咏出一句以侠客为主题的诗歌，想必也是不太过为难。
　　当今世界，文学创作以小说为大宗。小说之始，唐宋传奇。唐宋传奇之主题，大抵皆谈侠客。而后通俗演义、公案传说、甚至神鬼仙狐，或说男女之情事，或论家国之痛楚，无一缺“解士之困厄”的侠客。即便是戏曲《张莺莺拜月西厢记》，也要扯出强盗和侠客来讲述这段公子小姐的情感故事。
　　侠客已有文学之传统，文学便有侠客之怀抱。自儒侠合流，不拘小说诗词，无论歌曲舞蹈，皆有以“侠”为题材，或者以“侠”为点缀的佳作。近代名家张恨水写《啼笑因缘》，出版商明确指出若要大众欢喜，须加入几个侠客。毛泽东同志惯写古体诗词，有“倚天挥宝剑”句，他还擅长毛笔草书，所书贴中亦有“生当为人杰，死亦作鬼雄”句。
　　由此观之，上下五千年之历史，纵横360°之寰球，凡有华人处皆有武侠文学。当代武侠小说大家金庸享誉天下，世人称有华人处便有金庸小说。金庸虽属天资独纵，但武侠文学之影响，并非孤证。
　　娱乐文化之代表，是好莱坞。好莱坞有千万影星，千万制作之班底，但最好的武术设计，皆在华人。华人演员参加好莱坞的拍摄，大多也被定为动作明星。中国导演欲在国际上一争声誉，往往也以武侠为题材。
　　动漫文化之代表，在日本。日本人研发游戏，往往有华人之形象，而华人之形象，多通武术及富有侠义精神。日本与我一衣带水，多习汉学，也崇武术，然侠义之心有别。美国人写《菊与刀》，深刻辨析其中，也显示世界或有论武与我同者，但武侠并论，唯我华夏。
民族所有，方于世界之混同中特出。今见中华之传统，民族之精神，在儒侠合流。请证武侠文学即民族文学，可乎？

李逾求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每每论及关于民族的文学作品、艺术瑰宝，少不得是要引用这句话作为论点依据的。谈及武侠文学的民族性，自然又不可避免地再一次例证了这个论点。然而，列论点举理论，那未免显得过于枯燥无聊了。武侠，本来就是一项大众娱乐的玩意，您非要把他往高深里扯，未免有些唬人。如今是一个全民娱乐的时代，那咱不妨就从武侠文学的娱乐性方面切入，来谈谈这个话题。
　　武侠小说中刀光剑影，侠客们飞檐走壁……都是好看又好玩的噱头，把这些好玩的噱头直观的呈现在读者面前，让他们的想象变成实体，那无疑就只有依靠电影了。是故，30年代的第一部武侠电影《火烧红莲寺》一经上映，即轰动民间。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匹黑马。连电影原著小说作者平江不肖生也是始料未及的。
　　《火烧红莲寺》的这一把火烧起来之后，三年之内，连拍18集。以如此快的速度，推出系列电影，在影史上恐怕也是史无前例的吧。在其时好莱坞西部片、歌舞爱情片和滑稽喜剧片全线占据银幕的旧中华，咱们中国人自己终于开创了电影的一种新类型——武侠片！并且从此长盛不衰！这样的功绩，何曾伟大？
　　试问，如果不是因为武侠小说的群众基础、武侠受众的超高人气，《火烧红莲寺》又怎会取得如此巨大成功？反过来说，《火烧红莲寺》的成功，是因为影片的内容是最对当时中国百姓味口的。这就是最纯正、最民族、最大众、最娱乐的典型代表！
　　谁还说武侠不是中华民族的？那么就让我们继续追着武侠电影的发展史一一取证吧。
40年代，随着政局的变化，上海滩的昨日繁华整体转移到香江一隅。香港，这一座小小的半岛，几乎是见证了武侠的成长。
　　以广东家喻户晓的人物黄飞鸿为主人公的电影，竟然拍了100多集。100多集，这是如今的电视剧都不敢轻易触犯的长度。然而，当年的电影人却咬定了武侠的民众基础，一连捧出百多部黄飞鸿系列的武侠片。
　　武侠娱乐之民众基础，又可见一斑。
　　1957，邵氏电影横空出世。所仗仰者，还是武侠。那是一个粤语长片近乎泛滥的时代，而这些粤语长片，无一例外，均是武侠题材。有以传统戏曲改编的《帝女花》、《花木兰》等、也有完全原创的《龙门客栈》、《独臂刀》等，当然还有其时风头正劲的新武侠作家金庸、古龙的原著改编作品《雪山飞狐》、《小李飞刀》等……
　　此种盛况，谁曾预料？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武侠电影不光在中国本土发芽开花，也随着邵氏的影响传播，跨洋过海，成为世界各地海外华人的心头最爱。对他们而言，这武侠的电影还寄托着海外华人们的一份感怀故国之思。
　　进入70年代，一个叫李小龙的人，在好莱坞用他的chinese kungfu 打出了一片天地，也令老外们领略了中国武侠的魅力。中国武侠电影进入黄金时代。
　　本世纪的最后一个年头，一个叫做李安的中国导演，在代表了电影最高成就的奥斯卡领奖台上，双手捧起了一尊小金人——他最得了终极的成功，因为武侠！一部《卧虎藏龙》，从此以后，世上谁人不识武侠？高鼻深目的洋鬼子们，虽然打死他们也无法深入了解武侠的内涵，但是也乐此不疲地向我们的武侠学习、致敬。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谁说不是呢？
　　为武侠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