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市政广场的掌声

上幼儿园小班时， 小女就希望有一次上台的表演机会。 那是六一儿童节的前一天， 我去南京大学幼儿园接她。只见她头上戴着一朵塑料丝做成的廉价的大红花，面颊涂上了胭脂, 小唇上描过鲜艳的口红。见到我,她飞快扑过来，兴奋地大叫：“老爸，我们班明天要表演节目,有我！”我也极开心地回应道：“真的吗？”并用夸张的语气说：“乖乖儿跳什么舞？”女儿得意地卖关子：“不告诉你！”我假装很失望把她抱上自行车。她要去妈妈办公室，我有意说不告诉跳什么舞，别想去她妈那儿。 她用压抑着兴奋的语气,从我怀里伸长脖子转过头来，冲着耳边说：“是8个小朋友一起跳， 我是补上去的。”
　　我见她不安分地在我怀里扭来扭去，那串塑料丝花蹭得我脖子痒痒的，便顺手把它拔了下来 ，塞到她手里。女儿一见，马上耍起赖来：“你坏，你坏，要给我戴上！”小孩子的脸就像八月的天气，说变就变。我讨饶似的说：“好好好。”将手中的花插到她头上，她硬是说位置插得不对。在这种情况下，我多半会将矛盾上交给她妈。她妈一颦一笑，然后在她头上一拨拉，女儿便破涕为笑了。就这样，小女连吃晚饭都小心翼翼的，舍不得将口红拭掉。匆匆吃过之后，便要求她妈帮她排练。这一晚，她比平常睡得晚。睡觉前，万般无奈才把胭脂擦掉。第二天，比往常醒来的更早，没有像过去那么赖床，并按老师的要求穿红花裙子，精神抖擞地去幼儿园。因我无法看她表演节目，特别要她妈妈带上照相机，照上几张相片给我看。下午4点，接她时，只见她远远向我走来，全然没有往日的欢快劲。我忙迎了上去。她哀哀地说：“没有跳成。”泪水像断线的珠子一样落下来。把她抱上自行车时，女儿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我忙装作紧张地说：“你的小朋友都会看到的，很丑！”小女一听，强忍悲痛，把头埋在我的腋下。回到家里，她那憋得通红的脸在放声大哭中变得苍白。等发泄完毕， 我才弄清楚，她本来就是替补队员，自然上场的机会很少，哪知她又太向往，这酿成了生平第一次因失望带来的打击。晚上，她一直打不起精神，不肯吃饭。
　　转眼到了圣诞节。每逢节时，妻子单位总会邀请在华讲学的外国专家举办联欢会，这次也不例外；只是她记住六一儿童节小女所受的打击，对小女说：“这次让你上台表演一个节目好不好呀？”小女不以为然地说：“这没意思，还不是一伙大人逗小孩子么。”过去，没有表演这一说时，她总是在圣诞节晚会上摸爬打滚，不亦乐乎；这次向她发出邀请，她却搭起架子摆起了谱。可见小女已经体验到六一儿童节的表演和圣诞节的上台有所不同，前者更具竞争意识，可以在小朋友中间收获无限风光，而后者则是被大人们操纵取乐。我启发地说：“儿童节表演有人给你们拍照和摄像么？”小女回答：“没有！”又问：“还是外国人来拍照摄像！”她妈说：“更加没有。”我继续调动她的积极性：“有人给你献花吗？还有水果饮料自助餐。”这么一启发，自然燃起了她的热情之火。她妈乘机说：“儿童节那是什么鬼表演哪！”小女被一席话弄得兴高采烈，兴冲冲地说：“我就把儿童节的舞蹈拿出来独舞。”
　　那一天后半夜，11时左右。我已上床休息。妻子轻轻地扭开门锁走进来。我忙坐了起来。因为往年这时节，往往是小女奔过来，大呼小叫地给我扮圣诞老人，塞给我一些花花绿绿的糖果。我正要迎接这一切，妻子忙把食指放在唇边“嘘”一声，见情况有异，我只好默默看着她俩洗漱。此间，小女一声不响，我被她这种情绪弄得心烦意乱不知所措。小女躺下，不一会儿就睡着了。我悄悄地冲着她一看，只见她那好看的眼睫毛上挂着一颗细小的泪珠。可怜的女儿，怎么这般不顺呢！我压低声音问妻子：“怎么回事？”她说：“今天一个什么副省长之类的官来了。他一来，场面上就变得一本正经。”
　　小女一直对上台表演有独到的兴趣，从电视里学来一些节目，在我们面前拿腔捏调。每当幼儿园里教一首新儿歌，都要起劲向我们表演一番。每到这时，我会做些用台灯来打灯光的事情，模仿电视主持人的声音说，请著名歌唱家冯梦月小小姐表演一首儿歌。小女这时便笑盈盈地款款上前，手捏着话筒，搔首弄姿一番，自然有两位热心而又忠实的观众为她效劳和极尽一切捧场之能事。
可是，她走向第一个小舞台就遭遇了如此之多的挫折，当我们想不露声色做些补救，又与权力遭遇，把她刚刚燃起的一线希望击得粉碎。
　　这以后，小女对模仿表演的游戏兴趣大减，有几次试图激发她这类热情，她几乎是毫无回旋余地加以拒绝，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小女上幼儿园大班后，我带着她去德国探亲，一晃半年过去。时逢春节，住在德国一个叫杜宾根的城市，这个城市有200多个从中国大陆来的学者或留学生。大年三十，我们在大门上贴了张从国内收到的红色贺年片，相邀几个朋友包饺子以示庆贺。
　　这些朋友中，有一位康雪冬女士，在杜宾根市中国留学生学生会负责文体方面的工作。席间，聊起来要在正月十五那天，搞一个文艺晚会，她突然夸张地大叫：“这里不是有一个小演员么？”小女一听，显得很不好意思，又滋生了几分自得感。康女士俯下身来，一副不耻下问的样子：“小演员，会表演什么？”小女一听有人叫她演员，脸部表情尤其生动。妻子正要代答，小女大声制止：“不要你说！不要你说！”然后望着康女士，嗫嚅着说：“我会讲安徒生童话《野天鹅》。”小女那大叫一声，令我心中隐隐作痛。康女士见小女十分认真，便扮演起考官来。也许是在家里的缘故，小女不怯生地背诵起《野天鹅》。那段时间，因为言语不通还有难以和小伙伴玩的缘故，她把六盒一套《安徒生童话精选》磁带，一字不漏地全部背诵下来。当她模仿播音员的语气用半小时诵完《野天鹅》，收获了一连串的啧啧称赞声。她有些忸怩，整个身心都流溢出幸福。我们计算着返程的时间，机票订在正月十五以后，这就是说，小女可以展示她迷人的风采。
　　春节聚会结束后，小女迫不及待地说：“老爸，我们出去走走吧。”户外零下20多度，冷得人们都在猫冬，想不到小女现在有此兴趣外出散步。“你现在是不是烧得慌？”她妈笑骂道。小女狡黠地说：“不想让你知道。”又将头转向我：“我有事要和你商量！”“商量？”我吓了一大跳，小女居然一本正经地发出“商量”的邀请。妻子向我眨眨眼，我只好顺从小女走出门外，故意用紧张而又神秘的声音问：“你要商量什么？”我把“商量”咬得很重。小女不回答我，横穿撒过盐的马路，奔向半坡。北风迎面扑来，让人打了个寒颤，只见这片丘陵地带的次森林，埋进厚厚的白雪中，天地间白茫茫的浑然一体。小女边退边走，她的黑眼睛十分明亮，有些调皮地望着我笑。我又重复了她“商量”的事情，她说：“我想跳六一时的舞。”我大瞪眼睛，不知如何作答。见我定在那里，她坚定地说：“我就要跳！”说着，从半坡雪堆上滑了下来，冲过马路，奔跑回家。妻子坚决支持她的想法，说：“南大幼儿园的小朋友，谁也不能在留学生的舞台上表演，留学生是什么？是比大学生还大学生的人。”我赶紧补充：“就是更了不起的人，只有他们才知道你是小演员。”一席话说得女儿眉开眼笑。于是，又开始在她妈妈的指导下，重新排练。她妈告诉：“这可不是给小屁毛娃跳舞，留学生可都是有水平的人。如果跳得不精彩，留学生们退场那会丢死人哪！”小女一听，马上感到害怕：“那怎么办？”她妈说，要加些高难的动作，譬如旋转360度，让红花裙子转成一个喇叭筒，就更精彩了。小女一听，感到这非难事，“那我就天天练！”于是便旋转起来。这以后，母女俩果真十分认真地进行排练。在初六的早上，小女在360度的旋转中扭伤了小脚。她抱着小脚歪倒在地上，痛楚地大哭。第二天早上，脚就红肿了。她此时不是担心脚扭伤的程度，而是担心能不能上留学生舞台。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她特别指定要康雪冬阿姨来一趟，对她再次承诺。康女士很快就来了，还带了一盒巧克力，来慰劳她的小演员，并且告知已经把她的名字打上节目单。小女笑逐颜开。不几天，脚伤就好了。
　　正月十五到了。小女5点钟醒来一次，看着钟表上的数字硬不肯相信时间。我只好把她抱到窗口去张望，见窗外黑黝黝，仍有些不满足地说：“要是在中国天早就亮了。”她嘟噜着，又沉沉地睡了。这一睡，到了8点多钟还没有醒来。电话铃响了。妻子拿起听筒来，是康女士打来的。妻子听完，脸色都变了。国内的春节联欢会的磁带迟到，留学生的联欢会只能相应推迟，时间不好定，而我和小女则在两天后离开杜宾根市启程回国。
　　小女被电话惊醒，倏忽一下坐了起来。
　　我们终于启程回国了。妻子送我和小女去慕尼黑乘飞机回国。到慕尼黑，离上飞机还有3小时。在慕尼黑的一个市政广场上，小女硬要爬上半月形的舞台上去拍照留影，我把她抱了上去。她拍过之后，还似乎不嫌够，硬要换上她喜欢的红裙子拍一张。室外气温很低，我有些犹豫。看着小女恳求的目光，她妈依从了她。
　　 当换了红裙子的小女被我送上舞台时，她突然在广场的舞台上舞了起来。我和妻子都惊讶极了。我的女儿，她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妻子泪眼朦胧，喃喃地说：“她一直想独舞，终于找到了一个舞台。”当女儿舞蹈完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为她的风采鼓掌，广场上响起了一阵掌声。他们不知道这掌声对我们一家多么重要啊！
　　我们去机场途中，发现慕尼黑的天空碧蓝而高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