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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光，应该是我人生最为窘迫的时期之一。
我已经无路可走了。家里只有3000元钱，我打算办一个批发书店。我夫人不会同意。她只有几句淡淡的话：“这几年你折腾的够呛，拿不回来一分钱。现在孩子太小，身体又差，如果急事一出，怎么应付嘞。”
3000元去文化市场办个批发书店，这简直是天方夜潭。先交半年房租，6平米的门面，每月月租500元。还要给管理部门交纳部分押金。就算门市租到手了，用什么钱进货呢？
用我现在的思维判断，简直是神经错乱的决定；如果向夫人表达呢？肯定会是语无伦次，辞不达意。
但，我夫人最终还是拿出了3000元。
我告诉她一个幼年听来的故事。是真实的事。我们老家有个赌徒，把自己输了个精光，便要新婚不久婆娘把嫁妆卖掉，去再押一碗。婆娘听了大哭，死活不肯。他对婆娘说：“如果我都没有了，你这些嫁妆留着有什么用？”婆娘一听，想想有理，只好从了他。他卖了婆娘嫁妆重赴赌场，碗碗胜算，一夜之间赢了一万块。这一万块在当时的乡下可是个天文数字呀。他当夜便带着婆娘远走高飞了。结尾是由我本人通过想像补充上的：“从此，男人再也不赌博，他们生了儿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我处心积虑想到这个故事，这是我这个赌徒最后的一点本钱。记得在半夜里推醒了夫人，给她讲了这个故事。她连一点反应都没有，也许她根本就没听。到了第二天上午，意外的，她从银行里取出这笔钱。这笔钱对我们太重要了，使我记忆深刻。她在南园大门左边那片水杉林里交给我，装钱的信封留有明显的汗迹：“钱都在这里了。我还要去校办送材料。”表情平静而决绝。我接过钱，手在发抖，身体打颤，喘不过气来，轻轻的一匝钞票重若磐石。
6平米的批发书店的确开了张。我是怎么筹到一些书刊的，到现在这十多年的记忆里，依然历历在目。记得南京市新华书店有位退休的业务员，做文化市场的管理者。到我们的书店盘查。摇摇头：“你们家店门的书多是存货，这样做下去是没得戏唱的。”
没有钱没有什么过硬的关系又想去赊销，怎么可能有好货呢？就是这些存货也来之不易。在开书店前曾在西安断断续续呆了两年。我这个南方瘦弱的小男人，被西安人古道热肠，还有他们遗有大都市的气魄，以及那种救世主的处世为人态度所吸引。与一家印刷厂的厂长和生产科长相交甚好，时常被他们带入圈子中，无拘无束做自己人。这工厂下设一家八一书社。经理过早就谢顶了，但从左边处有一绺长发，滑溜地压过头顶，很艺术地遮顶。西安人喜欢叫人一个姓，他也不例外，常简短而表述清晰叫唤我。我们会去小摊上喝点小酒，然后去我的住处“品”上一会儿，他连打两个饱嗝，摇晃地推他的一辆载重自行车，撩上座板，“吱呀”地回去。他给我配了一批书：“卖完给钱，卖不了退回，做个本儿。”他利用开会的时间，视察了我的书店，给了一个开张祝贺的红包。他发的书把这6平米的地方填满了。
只是书有些陈旧，装样子还行，销售起来可不易。
《读者》一直在市场上作为畅销书，货源紧俏。我如果想打翻身仗，只有打打《读者》的主意。之所以敢打《读者》的主意，是因为还够得着。多年前，时任总理的赵紫阳先生发出一个“资源整合”的号召“横向联合”。我们当时这种文化单位莫明其妙跟进。怎么去行动的呢？策划当时5家颇有发行影响的杂志分东南西北中“横向联合”起来。我们处在中部，由我们发起，也由我们牵头。我们圈定了西部《读者》，东北的《共产党员》（当时发行200多万）。由辽宁的《共产党员》介绍东南的《民主与法制》，当时它影响大，牵涉敏感官司多，使许多单位和权位者头痛。为什么如此有底气，这家杂志社社长是原上海市办公厅主任。南方我们选择《黄金时代》。这家青年刊物，十分善于经营。比如广州一个高架桥开通，他们伙同团省委的有关部门，组织一帮青年敲锣打鼓在高架桥上走了一遍，半天赚了200万。
这种松散联合似乎并不利于资源整合，维持了两年，《读者》率先退出，理由是他们打算与文摘类杂志进行优势互补。这个联合体除了响应上海《民主与法制》做了一个枣红色的猪皮包，把5家刊社的名称排印上去，开了两次年会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合作。
我一直与《读者》的老总保持着联系。他们多次叫我小鬼头。在他们眼里我是那种机灵而又会折腾的年轻人，善于胡思乱想之徒；也许少危及别人，我便属于他们这些正统派尚可以容忍之辈。
电话打过去。对方想了一会。思考时，轻轻地“嗯嗯”几声。然后决然地说：“这事儿，我们就不管了，你与锦州邮局去谈吧。我们全部让他们包销。”便给了我一个电话，我找到了当时的业务主管，后来称呼为李大姐的人。她快言快语：“你与读者啥关系，还是他们老总介绍来。”我如此这般说了一遍。她听后，当即就发了货，什么合订本，精装本，各发了一批。使我这个气息奄奄批发店有了拳头产品。我这个6平方米的书店，被客户称之为“读者的。”于是，我灵机一动，在注册时，改名为“江苏读者书社”。
这点小有起色时，我开始满怀希望地面向未来。
有一天，我们这个档口来了个寻找合作的人。生意清淡，大家有闲功夫和他扯，他絮絮叨叨地说着。我注意到他在一个门面上会和业主拉瓜半天，他嗓音嘶哑而富有激情，使他原本没有一点磁性的声音钝且锐,显得格外刺耳。我无事，在不远处瞧着这份无聊的热闹。他身体瘦削，竹杆似的把自己身躯拉扯得很长，一付长型脸上瓜皮般倒扶的头发。身着正规而拖沓，像放在废弃屋子里的一件存货，给人灰蒙蒙的那种脏样。身旁有一胖子跟班，携带一只老式灰色皮革包，皮包印制当时被称之为雄伟的南京长江大桥。这只包绝对是文革初期的产物，与他此时打扮绝配。由此可见此人的落泊。
大家尽管有闲心和他吹吹牛，但大体上不把他当回事情。我发现几处业主往我这边指点或者向我这边努努嘴儿。正好奇间，他面呈几分兴奋之色，碎步般地急走而来，表达了对我无比的谦卑。见我，热情的伸手：“哎约，大哥，他们都介绍你了。”见我无动于衷，他收回手来，一点也不觉尴尬。继续说：“我是个没有文化的人，搞书这一行，没有文化可不行呀。他们都介绍你的，你是知识分子，大教授，有学问的。”他恭维一番，见我几分受用，忙凑我近些：“开门市赚小钱，制书可以赚大钱呀。”我微微点头，他见自己的观点被认同，深入地说：“我就是要找人伙同制书。”发出“咯咯咯”笑声，我很不习惯男人如此笑法。他探头探脑地说：“进去说个话。”我不太配合，便收回举动。对身边的胖子跟班说：“打开让老师看看，让他知道我的决心。”胖子跟班应命吃力地拉开鼓鼓的皮革包，满满地存放着一叠叠钞票。我飞快地盘点一下，怕有20万？有50万？我的身体浑身像被电流击中了，一时做声不得，动弹不了。
他见这包里的钞票制造了如此强烈的效果，尽管有些得意，但依然谦卑地压低声音：“大哥，我是苦于没有文化呀，这个制书的利润丰厚得不得了。”
尽管我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我当时不知是被什么东西触动了，受了刺激。想必是这辈子第一次见到如此多现金，使我当时失态了，自傲而自卑的我产生了极端的逆反心理。这时文学作品里的如《钦差大臣》，还有《皇帝的新装》之类的骗子们纷纷冒了出来，控制了脑海。一个人带如此多的钞票向人炫耀，必有图谋。我狠狠地挥挥手，让他们快点走。我不和陌生人来历不明的人打交道，更谈不上合作。他意外自己制造了如此相反效果，愣在一边，嘴巴张了几下，说不出话来。最后吃力地说：“大哥，你可是个高傲之人。”
见他走远了，为我莫明其妙自尊心后悔极了。
晚上，我向夫人报告自己见到如此奇怪之人，并坦诚了因为可笑自尊心作祟，使我失去了一次发财的机会。哪知夫人肯定我的行为：“现在社会上什么人没有？他也许是个抢劫犯，来洗钱的。所以，我们还是安稳的好。”我想想也是，便放下心来，不去理会白日那一幕。
过了两天。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让我去一趟。那位新华书店退休的管理者说：“有个做坏事，也做规矩事的人求我给他担个保，要我来牵个线，他看中你这样正派人。我的意思很明确，你不妨和他有个接触，他路子多，和他做规矩事体，还可以教育他。但不要碰他的坏事。”他发了话后：“你们这些读书人，又想正派又想发个财，怎么能成？”
我明白，是那个叫我“大哥”和“老师”的人动用上了他。
过会儿，他敞开衣襟，急冲冲而来：“大哥。领导打了招呼吧。”他样子大有征服人的成就感。
我再次见他，心情复杂多了。但决定克制自己的不良反应和他接触，“别折杀我，你比我大多了，就不要叫大哥了。”
他忙不迭地点头：“浓上海人的叫法，今后多叫老师。”
他环视了我那小得可怜的书店，摇摇头；“这个办法，不是个办法的。我来帮你调货，从中刨两个扣吃吃饭可好。”他一下便击中了我的软骨，我自然不得不放下架子来。他带我到公用电话亭给长沙和徐州等几个他相关客户打了电话。电话里申明几次：“我现在找了个有品味的朋友。这是正派人家，发正版货和新鲜货，算我的。”不几日，货便到了。见到一些书刊，我查看后，发现尽管是正版图书，但是打插边球的玩艺儿，典型的二渠道的产物。
销售状况慢慢好了些。
和他接触颇有戏剧性。他对我这个3000元开张的批发店，一时有了决定性的影响。
尽管书店开得很艰难，不出几个月，我仔细盘查书店，发现赚了一点钱。想到夫人在南院大门边取出那点防生保命的钱来，在水杉林里汗迹斑斑地交给我，便心酸得不行。我把这点小有的赢余，拿回家去，如此这般表达了她英明的决策，终不至于空手而归。
她看了钱一眼，表情尽管是淡然的，但晚上特别做了平时难得的好菜，表示了对我的慰问。这以后他渐渐地来书店多了些，周末基本上就打理在书店了。那时孩子尚小，她把孩子带到文化市场，孩子常睡在闹哄哄的门市旁。太阳西下时，直射在她的小摇篮间。因为忙碌会忽视了孩子，发现时女儿睡得一头的汗。
为了把账做得规范一些，她特别请教学校财务处的熟人，结合自己的一套方法，做成了独著特色的账，使来往的书商们，对我们提供的清单没有半点挑剔。因为她的努力，我们建立了较好的诚信，货源多了起来。我注意到，她每次给货主汇款时，必定会写“按我们经理的指示”。这些信是我不经意中发现的，我见她在细节上的认真，又觉得有些滑稽，常会偷看她写这类十分抬举我的信，一个劲地偷乐。某次，我忍不住大大地笑了她一通，她见被点破了，有些娇羞，给了我一个认真的理儿：“我现在以书店的财务人员身份给人汇款，就应该是按经理的指示办事的。”这些细节确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上海书商来后，见到她，便顺从我小弟的叫法，称呼她为大嫂。叫得她有几分眼热。她凭女人的直觉，认为这个人是个善良之辈。同意文化市场管理者的意见，只和他做规矩的事体。
我们因为意外地接触到了上海书商，他调了一批较畅销的图书来。使那些先接触的小小业主心里上大大地不平。这笔财运是他们放给我的，也为他们眼光不准而悔不当初。于是，他只要出现，档口熟悉和不熟悉的业主围过来，像认识了他多少年似地亲密。这时的他自然也与那些业主打得火热。他会卖弄的拿出手机来，给一些客户打电话，帮这些小业主调配书刊。每次来后，见我时挪到最后。
我于他已经无关紧要了。
尽管我们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依然对我小心翼翼的，寻找理由解释个不停，给我印象虚伪和委琐。但他丝毫没有意识这点，还无不得意自己生意之道。他先要找一个正派的人家做引子，给他们家发好的书，产生些影响后，便看菩萨点颜色，给想快速致富的业主发些没有号的非法书刊，给铤而走险的人发淫秽书刊，给有些喜欢鱼目混珠之辈，便发些艳情类的小说。发给我们家的书呢，绝对正品，绝对正版，他见到我就知道我是正派人，见到我夫人才知道她才是最有品味的人。但他说归说，却常常管不了自己，被其他业主拉去喝点小酒，几句得体的恭维话，他便豪气一发，操起电话便打，给我们的货源便分散了。
我们尽管生气，但又无可奈何。其实，我们和他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是生意人，应该和许多人做生意。
这上海书商喜欢丢三拉四的，常常手上拿着东西却满世界找。尽管挣钱大胆，但太多疏漏，使那些贪小便宜的业主常因为他账目不清而蒙骗他，或者翻脸不认账。
他因为在我们心目中建立了地位，便试图影响我们，对我们经营方式多有抱怨。他认为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我们信誉这么好，卖点黄书会赚出正版书的几倍的钞票来。但我们却咬紧牙关不肯这样做。
在编辑书刊方面，我们与他的一些构想冲突。他会花上几千元，买上一堆垃圾稿，让我给他冠上一个什么《茶余饭后》的刊名，拿到一个非法印刷厂去便上了机。我看到这些垃圾稿件，产生抵触情绪，觉到编辑这些东西，会弄脏手。他气馁多次拿来稿子，不得不无奈收回去。
他看出了我的冷漠，我们关系因为货源少而慢慢中断了。
这间期发生了一件事情。使我们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他打算把我的书店余款结算完毕。我们兑完账，列好清单，要支付3万元。我从银行取回钞票，下午他来取款。他如约而来，我大致对他说了些感激的话。毕竟他在这段时间帮我们支撑过书店，使我们营业额有所攀升，不至于在同行面前太丢脸。他见我说得诚恳，也投机地和我说了些什么。他因接个电话，便急匆匆离去。到了书店打烊时，我惊讶那3万元钱，用报纸裹着，放到我们登记算账的条桌上。我难以想像他怎么会忽视了结算的钱。看看他墨迹未干的收条，还有我们的兑账单。我肯定地认识到这3万元钱，他是已经拿走了。
但是，3万元又确实在我们桌上。
怎么办？
我当时想想这人粗心得可以，特别来收款，居然钱用报纸包上，不随身携带，却放我们书店里。我想他等会儿必像漏网之鱼逃生之鸟急匆匆地奔来找钱。我只好耐心地等他来取款。文化市场业主们一家家地关门，拉关铁栅门时发出刺耳的声音。我颇有点成就感地等着他来。到了文化市场档口所有门关上，已经空无一人，他依然没有出现。我只得把3万元钱拿了回去。
第一晚我们对3万元钱没有丝毫想法。只是以为他晚上会打电话来询问。但他没有半点音讯，只是觉得有点怪了。
第二天我又把3万元带回书店，也没有见他半点踪影。
当时我的小弟，带着他的女友从海南来。他们境况不好，只有帮我们打理书店。本来也没有把这笔钱当成意外之财看待，但昨天书店关门时，上海书商没有回转；晚间他也没有过问；第二天，半天快过去了，他还是没有吱上一声；下午到了，他依然没有消息。
可以这样说，这人钱太多了，记不清了。或者说，此人太烧包了，收款而忘财。这笔款项应该是我们一家意外之喜。
小弟提出：“搞了它。”
这个念头冒出，我的心就有几分活泛了。
他的确很有钱，有他皮革包为证；他钱来得非常容易，他随便几个电话，货就发到了业主门市上，每家从中刨上三五个扣，一笔货款从中抽出少则三五千，多则上万钱。据我估计，他在我们这个市场发的货，每月就有纯进账的好几万。控制几个市场，他月收入肯定惊人。他自然不会把这几万块放在心上；如果放到心上了，怎么到现在都没有反应呢？从这三点分析，这笔钱没有必要再给他了。何况兑账清单，他写的收款条已经躺在我的抽屉，可以以此为证。
“搞了它，搞了等于白搞，不搞等于白不搞。”我对自己说。
我们太需要钱了。书店在此，经营得实在让人气馁。别人家新书不断上市，营业额几千上万，我们书店只是在几百元之间回旋。已经做了大半年，折腾来折腾去，钱没有赚到，陈货倒惹了不少。老婆孩子齐上阵，弟弟弟媳守着门面，老父晚间还要搞个夜市书摊。一家人忙出忙进，其结果所剩无几。这笔钱应该是对我们苦难生活的补偿。
我夫人不肯为此事多发表评论，只是说：“留下了它，我们这辈子再怎么过？”
到了第二个夜晚，身边的夫人安静地睡着，轻轻地呼吸声小小平和地起伏着，我却被这笔钱烧得辗转反侧。
第三天到来。我们谁也不提这笔钱。它的遗漏，弄得我们一家人心身疲惫。我们欲要截取它，却又因为我们这善良的本性，将会终生为之不安；还给他，此人的粗心让人愤怒。
极度矛盾中。只好撂置一旁。到了第三天晚上，他终于有电话来。多少有些着急的说：“出事了。”3万元没有了。我让他回忆一下，是什么环节出了疏漏。他和我探讨起来，上次取款时，我们这个文化市场里，他去了三个人家，有三个疑点。他明确认为我们家可能性不太大，按常理他在我们家拿钱，会叠放好好的。再次，我们是正派人家，如果发现他丢了钱，会通知他的。他断定肯定是丢到其他门市上。“呵呵呵，我这该死的记性呀。”
我平静地告诉他。3万元钱确实遗在了我们的书店里。他有几分不相信地大叫一声：“哎呀，我这个该死的记忆呀。”他随即说，“我以为这笔钱彻底黄了。你们肯承认它还在。”
他不知道我承认了这笔账后，就可以安稳踏实地睡个好觉。
时间又过了三天，他派了那个胖子跟班来取款。觉得此人太轻漫人了。我恼极，翻脸不肯认账。小弟对胖子跟班很恼怒，说了许多气话。对我的认账冷嘲热讽为“书生行为”。大骂这个上海书商完全不是东西。对方当即感到了自己的失礼，连连“粗心粗心”。赶快叫胖子回去。他明天要亲自来，带上好的酒而来。
我回去把事情始末向夫人讲了一通，大大自嘲了自己的愚蠢。委婉地批评如果不是夫人态度坚决，这笔款早已易主。搞了等于白搞。哪知夫人不为之所动：“人是为自己而做的。”
人老了，经了许多事情。老父在事前很有见地对小弟预料了结果：“你大哥摇摆不定，你大嫂态度坚决。”
又过了两天，上海书商终于来了。带来两瓶红酒。小弟大叫着说：“我还以为你会带茅台酒来。”老父很睿智地看看我。我解脱似地漠然了这些。他中午请我们一家用餐。记得我一言不发，这顿饭吃得冷漠而生涩。还好，有老父在，他做了一些调和，使氛围不至于尴尬。
我甚至相信人的任何行为，都将有回报，只是时间长短。
上海书商在以下的日子，他动用了他所有的关系，为我调货。甚至让我直接和这些书商打交道。我顺利进入他的黑圈子，才知道他和全国当时打击得很厉害的“黄源”书刊，淫秽画报的非法制作者都有联系。我面对他敞开的圈子，像个初吸海洛因者，恐惧而又兴奋。这些人个个都在做一本万利的生意，只是本人缺少这方面的胆识。
而这些非法经营者，之所以接纳我，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不贪财，人正直而善良。我觉得他们这种心态怪异可笑。长沙的一位大“黄源”书商开导我：“你不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但我们还是信任你帮助你。”他言出必行，从其他正派书商处帮我调剂一些货。这些货源，是他把自己的“非法书刊”和别人的“正派新货”以“码洋”相换，调入我的书店批发。如果说把这种行为当成洗钱，必不为过的。
我的真诚彻底地感动了上海书商，他决定对我这种如此死板之人开导。他和我老父分析。我在文化市场名声甚佳，谁也不会怀疑我与
“黄货”有牵连。他用上海话说道：“人无横财马无夜草嘛，这些不妨做做，做做。”他认为此举来钱比做小小门市强之百倍。我们只是利用自己的清白名声接收一下，他便会让一些地下书商很快分散。他开出的回报率很高。不久，他背着我发了一批盗版的《金瓶梅全本》。文化市场集中下货时，这批书被野蛮装卸摔破，我看到蛇皮袋破损处露出的书名，吓得浑身哆嗦，血直往头顶涌。好在文化市场的业主，各自认领自己的货，没人在意我此时的失态。我当然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忙打电话给他：“两小时内如果不把这些东西领走，我就举报。”当时在石家庄的他，果断地用了半小时取走了货。他拿走货时，我取了一套，至今还保留在我的书架上。
事后他给老父一笔惊吓费。从此他再没敢策划类似的事情。
他觉得本人做书的优势没有发出来，这是大大遗憾的事情。如果不做黄书，他尚能理解，这不是正派事情，正派之人有顾虑，何况迟早会出事。比如他自己，只要赚到了钱，立马转向。买书刊号，购置垃圾稿件，寻找正规印刷厂，可是书从他手上制作出来，基本上是滞销品。他原以为找了我这个好参谋，可以大张旗鼓地合伙干。他那时多次提出由他投资，我只是做文化方面的事，我们便可以半分成。可是，我不仅对销售黄书没有胆量，对和出版社刊社的合作出书一样无动于衷。
这时，他借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广州书商策划的《万恶淫为首》。这一套2本书，是红绿封面，正热销中。他拿来启发我：“内容全是抄的，如你所说是垃圾书稿；刊号很正规，谁也无法找歪。人家高明处只是卖个书名，就如此赚钱。”这二本一套的《万恶淫为首》的书刊，不久繁殖成一套四本，甚至市场上还出现了盗版。他痛心疾首开导：“以你之能力，做出这种书刊，水平是绰绰有余的，可是怎么就入不了你的法眼呢？”他不知用什么方式和那位如日中天的广州书商挂上钩。不久在他极力撮合下，我们在南京见了面。
串通好广州书商和我见面时，他一阵紧张。他觉得我脾气太硬，个性太强，不会园通。但别人是大成功者，我们是来学人家之长。因为他文化水平低，想学也学不上，只好把我推举出来。他领着我，没有半点把握，最后反复劝告：“见到别人，低下三分头，他发点货源给你，也是抬举了你的书店。”我那时十分热衷蝇头微利，他说到我的心坎上。
他这见面前的叮嘱，狠狠撞击了我，使我想端的一点虚弱文人架势，由此崩溃。
其实，他的担心是多余的。他陪广州书商从广州来南京的途中，把我至上而下地介绍了一个遍儿。他的撮合，效果十分明显，我们一见如故。广州书商谦虚告诉我，他曾是个狂热的诗歌爱好者。还说了些你混迹于我们这个行业中，可是作为我们参照或者良知之类的话语。
他当即打电话安排，给我配发了一批货。这倒是我最需要的。
其实我发现上海书商很会照顾人的。他比我要大出十余岁，广州书商在他那里，只是一个小子辈。他对他非常服帖。和他一块出行，他总是在前边为广州书商开路把门，俨然像一个忠实的家臣一样。和广州一块见客户，便端茶送水，然后垂首而立，他绝不敢主动端坐，俨然如守职服务生。他的谦卑大有成效，居然把忙碌之极的广州书商哄骗到了徐州他的客户那里。我本不想陪同前往，他好说歹说，使我亦无法拒绝。上了徐州，广州书商转了一圈后，使返南京，然后飞回广州。别离广州书商后，我忙问他用什么妙法，把如此傲慢之人围着他团团转的。他呵呵一笑，有几分得意：“投其所好嘛。”他告诉我，广州书商得知徐州书商处，有个长得水灵下岗的女工，不是那种对外接客的暗娼，非可靠之人非有地位之人不肯相见。一时大为好奇。他总结自己的小有成就：“你说他还差个什么？年轻人嘛，就好个色呀。”
他随后看我：“对别人，我都有几分办法，对你我一点法子也没有。”我笑笑说：“此话太抬举我了，其实我早就被搞定了。”
真正接触书界，上海书商应该是我的导师。
他那段时间满世界带着我，并以带着我为荣。他是属于那种见面熟的人。见到同行，搭上几句话，便把我介绍一遍，把我夫人介绍一遍，强调她把书店的账做得好，特别把3万元事迹介绍一遍。他结尾时总会说：“这是我一位最有品味的朋友。”为我在这个领域大做宣传，使我信用倍增。
他和我外出，一反上海人那种精打细算的作风，常常会为我买单，其理由也是我放弃这3万元钱。他为我做任何事情都是值得的。起先弄得我多少有些不安，然后不太好意思，慢慢地就心安理得了。
我第一次随他去郑州开书刊订货会。我的记忆是和两次乱七八糟的事情连在一块儿。当时的民间书界，其成份复杂，多是一些社会底层颇受压迫者，闯荡出来的一条求生之路。当他们富裕之后，往往难以把控自己，吃喝嫖赌无所不干。这一次，便使我大开眼界。商丘有一书商老儿，用宾馆的红塑料桶，装满半桶水，挂在自己的勃起的下体上，在宾馆房间里来回走了一圈，赢得了狂热的笑声，使他的书源大涨。我当时在场，被这一行为刺激得睁不开眼。到了晚间，上海书商要带我看“活录相”。那时在改革开放初期出现“活录相”，碰上严打，被捉去砍头，没有人会心存疑义，只会叫世人拍手称快的。这种犯杀头之忌，就是一位圈中书商当着同行的面与暗娼进行性表演，观者必须交纳50块。围观者多是圈子中人，范围较小，不会超过20人以上。就是说，半小时性表演者除了支付暗娼300元性费，100元观摩费后，他可以净收入500元钱。钱多少倒不在意，主要是玩者和观者，享受到了刺激。他带我去，我想也不用想，便坚决拒绝，他不再强求。见我如此认真忙解释说：“别太认真，找个乐子呀。”他出去后，半夜才归。我被开门声惊醒，假装熟睡不理他。第二天，他特别把性表演者指给我看。他招呼道：“朋友，侬昨日快活不拉。”并把我介绍给他，最后没忘记一句：“这是我最有品味的朋友。”
在这些书海里，我只是一条小鱼，在浅滩草丛中试试水。他也带我到过文化市场非常活跃、书刊订货会规模盛大的广州。他打电话给那位广州书商，广州书商忙碌，让他找自己的部下。是不是冷漠的口气，还是对方已经淡忘了他，他莫明其妙生起气来。狠狠地骂：“有么个了不得，不就两钱么。”我们找个小酒馆，吃点小菜喝点小酒。
广州书商招待了八方来客，恰恰把他给忘记了。他得知后恨恨地骂，觉得广州书商小人得志，今后必招报应。这完全与他过去做法判若两人，我觉得他小题大做，不以为然。事后他感叹：“天堂有路侬不会走，地狱无门侬偏来。”
他一夜未归，第二天见门，样子十分兴奋。告诉他在总统套间呆了大半晚。干了些什么呢？他嘻嘻直笑。告诉我总统套间里发生了一件事情。一个娼女嘞，打来电话，问愿不愿打炮呀。总统套间有十余人的，接电话者便说：“愿意。要连续打炮行不行。”娼女开价2000元。他描述道：“在卫生间，他们。就这样进去一个，出来一个；进去一个，又出来一个。好玩好笑死了。”我忙问，他参与了没。“脏死了。”又补充说：“我想把自己当个人看的。”
到了下午，他帮我买了一张卧铺票。他自己买了一张去长沙的票。到长沙后，随后拖了两卡车“人体摄影”、《金瓶梅全本》、明清艳情小说回到上海，三天内行销一空，净赚60万元。但他并不开心：“我说不清楚什么时候被丢进去。”
我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是他坚持邀请我去上海。
他知道我不想白去，给我组织了一批货源。我便和他同行，购车票时，他坚持要给我“打票子”。只有这样以示他的邀请真诚有效。一路上，他畅所欲言地谈开了自己。其实，他最初只是谋到了一二本“黄书观观”，“就是那种写搞呀搞的，让人无聊时消遣的。”看完“黄书”后，想废物利用，把它带到了火车站，有意兜售，那见的人用几十倍的价买走“黄书”。现在看来没有什么，当时如果贩卖被抓，定是几年徒刑。他觉得这行业肯定有戏，便钻天打洞查找货源，其实并不难，很快便找到了。然后昼伏夜出，身背一个包裹，看看两头没有城管，便摊开书刊，神秘兮兮地叫卖。结果比正常的累死累活的收入高出多少倍来，自然一发不可收拾。
这些情况不难想像的。我问他做书前做些什么。他说在一家大工厂里，属于根红苗正的那种人，一旦时间红得很，思想上没有半点私心杂念。有了这个本钱，在当时便有了号召力。一时成立了组织，成为头头之一。当然在清理“三种人”时便被牵起进去了。他也就没脸回单位工作，成为社会闲散人员。离开单位的那段时间，异常痛苦，觉得由一个被人尊重的领导成为一个被隔离审查的人。“人这一辈子，说不拧清。”蜕变的过程，就是这样开始的。
他对我说话时，从来不曾遮掩过，往往坦率得可爱，但说到这段经历时，他却字斟句酌，颇费思量的。说出这些后，长吁一口气，吃力地总结道：“不说也罢。”与他一惯性的表达方式相悖，引起我的好奇，我几次追问，他再也不肯谈这方面的经历。
谈到自己婚姻上，他也表达了自己的痛苦。他和老婆没有共同语言，孩子也不听话。现在虽然住在一块，已经没有在一块儿啦，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去“打离婚”。孩子被她娇生惯养，“宠得没了名堂，读书太差，今后不会有什么出息的。”因为说到痛处，便引发了人生观感，他说：“不要看我神龙活现的，我是个没有前途之人。其实，人生就这么回事了。再怎么干，就是那丈八长的地。哦，现在连这点地也没有了，只有一个小小的方格子。”
他称赞自己的老婆很有生意经，他倒回的“黄书黑书”，他老婆是众多下线之一。他和她的账目一清二楚，绝不打搅的。几年下来，他老婆不露声色地攒下了几百万元。“这个守财奴，如果我要拿点款，她也要打借条，还出高利息的。”他尖声评价：“是些什么玩艺呀。”他抱怨一会儿，又独自笑了：“她也很可怜，舍不吃舍不得穿，钱到时留给儿子去挥霍。”
在他絮絮叨叨中，我们便到了上海。他带我先去联系货源，他认为如果不给我把货源弄妥，我就不会安心和他说闲话的。其实，也如长沙书商一样，他的货被卖了后，别人一时难以支付现金。他只好去对方书店挑书，钱货相抵。我们挑好书后，带到了他们家。见到了他老婆，他如此这般地把我做了介绍，结尾依然不忘
“这是我最有品味的朋友”。他介绍期间，他那戴着玻璃瓶底眼镜的老婆一直对我表达着尊敬的笑。等他说完，他老婆说：“他说了你无数次了。”晚间，他老婆一定留我在家吃饭。等待用餐时，他让我给自己的儿子谈谈，希望他认真读书。我想他老婆很会算计的。
吃罢饭，他有些感叹地说：“我老婆不善言词，从不会给别人做饭的，但今天破了例，人要活得高尚才够格。”他叫来一个小帮工，领我去仓库看看。仓库一开，映入眼中这些书刊不是盗版，就是非法出版物，我一本也卖不了。他也没有坚持。趁小帮工给我介绍书时，他伸手摸了她胸脯一把，小帮工瞪了他一眼。他忙嘻皮笑脸地说：“我有钱呀。”小帮工没再理会他。我见他这个小动作，想到他随我们一同去张家界开书刊订货会时。因为请了客，服务员差几毛钱找不出，他便摸别人屁股一把。服务员正要发怒。他忙说：“钱不找了，摸一下抵掉了。”噎得服务员说不出话来。
渐渐地，他和我之间疏远了。疏远的原因其实不言而喻。
先说他的那只“文革”皮革包，那段时间，它常常被塞满了钞票。慢慢地，塞钞票的包变成了一只不大的双肩包，有点上了年纪的人背着双肩包行走，总不如年轻人背得活泼自在。他就这个问题对我作过解释，因为太爱忘事，又少跟班，提包总会弄丢，挣的钱漏到不少，改由背包理所当然，何况是儿子扔掉的，空放着可惜。
不久之后，他随身带的腰包了。他指指腰包，“这包好呀，与身体紧密相连，绝对不会丢钱了。”
间隔有段时间长了，在我几乎忘记他时，他出现了。我请他一块吃饭，他身体上什么包也不存在了。我一时感到他的不顺眼，但不知所以然。等吃完饭，才恍然大悟，我提醒他：“你的包呢？”我认识他时，他是与包相连的。
他见我如此大惊小怪的，一时笑了。忙把腰间的皮带抽出来。“看看，这里边有什么奚巧没？”我翻开他的皮带来，皮带是夹层的，很厚。隔上一段便有一个小嘴儿，里边塞着弯曲的钞票。他十分欣赏自己这一发明：“钱放在这里，从此以后再也不会丢了。”
其实我们这些文化市场的人都心知肚明。他的货源被卡断了，长沙的那个书商是他最大的供货商，人被抓，窝被捣，还在顺藤摸瓜。不久，郑州的供货商潜逃。慢慢的只有邯郸一个可以进货处。坏消息不断，那些贩卖“黄货”大小书贩，不是落网就是纷纷洗手不干了。即使有货来，也无法找到分销商了。
他不知用什么智慧逃过一次次地围追堵截。
我把书店转给小弟经营，淡出书界后，他亦很少和我小弟往来。某一次，小弟有些兴奋地告诉我，他来过了，“不知几落泊！不知从什么地方搞了一批书来，样子看上去也不会好卖的。我同情他，给他结了现的。他连声大哥大哥地叫我，可怜。”他向我描述时，是否会想到过去那3万块钱我不得而知。但我听后，只是看了小弟一眼，他没再言语。
人的命运有时是不可以逆转的，他终没能逃过最后的劫难。
上海另外一位书刊老大告诉我他被抓的消息。
当时，书界拉网似的打击已经过去，他东躲西藏总算松了口气。这时手头很紧，去找另一个漏网者结点钱用。被警察双双堵在门口，警察并没有带走他的意思。他精明地表达了与这事无关样子抽身而去，却在拐弯时失控地逃命。警察见他如此，飞奔而来抓了正面。还好，他的证据多己被消毁，判刑两年。
2004年，我请假去上海，呆了半年多，与上海过去的新老朋友有了交往。我便开始打听他。关于他的消息不断传来。有的说他已经转向，而且转向转得很成功，请看上海那些广场上的活动厕所，都是他开发的。有的说他和老婆开发二手房源赚了很多钱。大家羡慕此人精明也会折腾。
他终于给我打了电话，并抽空来见我。这些年过去了，他几乎没有变化。我甚至认为他的皱纹没有多长一根。他忙摇手：“头发是染的，有些老了。”
我们在上海中医学院旁的餐馆喝点小酒叙叙旧。我问：“听说上海公共场所的活动厕所是你开发的？”
他回答：“有这事。”
我问：“你和你老婆开发二手房源赚了许多钱？”
他回答：“有这事。”但他同时叹口气：“一言难尽。”
我们吃了一道明火煮的汤菜，汤锅是用一种特殊的纸做成的隔热层。他盯看了许久，“这个纸今后会畅销的。用纸做汤锅，新鲜玩艺，赶快开发，必会赚钱。”
想到从前他从“黑书黄书”中赚了钱，便会转向书刊的规范化运作，只是鉴赏力不够，文化水平不够，始终没能成功。现在，我发现他对隔热纸的如此热衷。
觉得这些年过去，他的思维依然敏捷。
2006年3月11日星期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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