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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春节的大年初三，我起了个大早，从武汉出发去珠海。在我记忆里，这次在春节期间出公差是唯一的一次行动。
这次去珠海公干，见台湾的一位博士。他是回大陆过春节的，初五便返台湾。年前本也可以见他，因为春运高峰，机票和火车票全无，只好改由初三见了。说好在深圳见他，他在大年三十来电话，改到珠海见之。我有些不快，但毕竟是求人办事。这时珠海出版社的老总也打电话来，愿意开车陪他来深圳见我。这自然于我便利，但大过年的，大家好不容易有几天休息时间，就这样被我搅黄了，我心不忍。依然决定去珠海见他。
初三起了个大早，被同事送到机场，九点多钟就到了深圳。深圳这座城市不太熟悉，几次都是路过，这次也不例外。但毕竟这次可以在这座城市歇歇脚了。如果来这个城市，有两个人不能不见，或者说他们不可能不来见我。一个是我幼年朋友，他在深圳打拚了十几年；一个是我过去的同事，我总叫她大姐，我们之间多少有些情义在。她是前两年来深圳与先生团聚的。
我在年前已经通过手机短信告诉过他们。幼年朋友反应比较热烈一些，还发些感叹。而同事大姐，反应较为平淡，但她依然表示帮我联系住处，在她开的一个小餐馆看看，也是用餐的意思吧。她的语气尽管温和，却是淡淡的。我心暗想，这么热情的人也被时光消蚀了变了样。本来打算幼年朋友去机场接我，然后再陪我去珠海的。我上飞机时改变了主意，脚下是路，独自去珠海。
出了机场，才得知去珠海没有直达大巴和公交，可以打机场小车，但要价700元。我便在公交售票员的指点下，先到市内长途汽车站。下了公交车，才知道自己是从北方来的，走了几步汗流满面，在马路边脱罢衣服，塞满了随行小包。到车站一看，傻眼了。初三深圳十分忙碌，多是从北方来的人在南方过春节。我排了很长的队，好不容易购票，告知去珠海只有下午1：40分的票，售票员急促而少礼貌回答：“没有更早的，不买就算。”我只好先买再说。进候车室问服务员，才知要二个多小时到珠海。就是说，我想当天返回深圳不太可能了。行前，深圳和珠海的朋友告知我，从深圳到珠海只要一小时，如果坐船更方便一些。可是，我现在必须在汽车站白白耗掉半天了。无奈之下，打电话幼年朋友，他责怪不让他接就是个
错误，建议我退票改由船去珠海。并告知同时打的去港口。我被转了两次的士，花了70多元去了港口。紧急购票，还好，可以乘12：15分的船去珠海，一点多钟可到。如果顺利和台湾博士可以商谈5小时。时间很够。可以在6：30分返回深圳。
庆幸自己改由船行是对的。这时手机响了，是珠海社老总的电话。他告知在珠海港口等我。而幼年朋友打的往港口赶则未至，我却已上了珠海的船。他赶到港口时，无法和我同行珠海。他在码头打电话给我，“你小子是不是来见网友的，硬要回避我。”我一听晒了，其实本不想找他麻烦，却不但麻烦上了。而他渴望见我，而我的躲闪被他解读为一不仗义二是有他途。船行珠海，我便仔细想起他，一幕一幕的，他生活的各个时期剪影在我眼前飘动。幼年时到我家去玩，却帮我家秧田拔草；在小镇上帮我租一间小屋，他画画我写作，那段时光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我们各自爱上了小镇上的姑娘，同样经历女方家人的强烈反对。后来他如愿考上美院，分到地级市工作，却敢干放弃当时难得的“铁饭碗”南闯深圳。我则到了一家刊社做临时工，荣幸地成为第一代打工崽。后来考入南大学习。他一次来南京招标，蓄着浓密的络腮胡，显得老成而富有艺术家气派，手携密码箱装满一堆图纸和企划书，西装逼挺地看我，一副社会成功人士的气势。也许我们之间太知根底，见了我立马放下架子。说着家乡的土话，笑谈过去。我夫人被他时髦的南方震住了，始终疑惑他是我老乡。那时市场尚无规范可言，他把自己的智慧丰富了内地的市政建设，招标未中失落而去。后我回武汉，他也来过两次，尽管他的派头未变，基本上是形色匆匆。我们知道，那时招标要靠背景，他这样反复投标，只能贡献自己的企划和图纸。后来见得少了。但年节时，我们会互致问候。两年前，他说改做工艺品设计，是自己所学专业，表达了人到中年终做了一份自己想做的欣慰，我对他表示祝贺，但他又感叹在这一行当打拚起来不太容易。
想到他在码头上转来转去焦急的样子，我不禁笑了。幼年情义依然在呀。
抵达珠海。珠海社老总携台湾的博士来见我。珠海社老总见了地主之谊，我们在珠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找一处茶吧边吃煲崽饭边商谈事情。因为事前沟通颇多，珠海社老总也是局中人，谈得较为顺利。本打算乘最后一班船返深圳，改5：30分，比计划提前了一小时。
上了船，我又给深圳的两位发短信。幼年朋友马上热烈响应，同事大姐也告知帮我预订了住处。我不敢折腾幼年朋友，特别强调我住下后他即前往。出了码头，打的直奔湖北大厦一带。好像车从南穿北而过，花掉了60多元的费。见到同事大姐，从街边望去，她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身材依然苗条，从前她的样子被我们笑谈为“楼兰美女”。也许夜色朦胧，她的沧桑感无法显示吧。从她身体回收视线，发现她身边有武汉的另一个朋友，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管他叫“老大”。他携女儿来深圳过春节，得知我来深圳，被同事大姐邀请来聚聚。他们已经把房子订好了。时间已到了6点多钟，同事大姐带有几分喜悦的表情：“去我开的餐馆吧。”因为幼年朋友尚未至，我说先安顿下来。
来到旅馆，是一个靠窗的单间，春节优惠价230元。而我的单位规定在南方城市只能报120元钱。他们两人与我的领导关系特别，便大大地把这种规定嘲笑了一番。同事大姐说：“什么年头了，还抱老皇历不放呀。”她已经为我预交了500元。我把钱给她时，她一再坚持帮我支付房钱，原因是我报销不了。其实人的本质还是不会变的，她还是很大方，只是热情有些内敛了。我脸呈不悦之态，她才收了回去。她特别强调，这房钱里带有早餐的，千万别忘了。到了7点多钟，幼年朋友来，我一见，他穿着随便了，络腮胡子只留下腮边一点，人显得粗犷了许多，脸色有几分不经意的寞落。我十分熟悉他笑，双眼眯眯的样子，半是陶醉半是淘气的那种，这是他身体语言特有的烙印，没有半点变化。
我们一同去了同事大姐的餐馆。我走到大门前，马上感受到这个餐馆的成功之处。它靠马路的一面全部是玻璃墙壁，顶上的招牌在这条街上雪亮无比。她介绍说，这招牌的灯管用了一千多个。我看看这一千多个灯管的招牌，没有什么概念，但主人如此说，我亦如此信。
到了餐馆，老大说：“我们做个引儿。”便找个靠玻璃的桌子边坐下，过往行人对我们举此一目了然。她为我们选了几项特色菜后，拿着菜单为客人点菜去了。初三晚上的生意很好，基本上桌子少有空缺。老大做“引儿”的想法看来是多此一举。旁边一桌，有一位港味十足坐下便问：“这餐馆有没有不辣的菜。”她肯定地回答：“没有呀，客官。这是湖南菜馆。”特别用了“客官”两字称呼。那人起身便走了。她半对我们半是抱怨：“要吃不辣的菜，到这儿来，真是。”这些话语，都是我从前熟悉的，但她边询问客人，边写菜单，又使我感到新鲜。我好笑地大叫一声：“老板娘，上菜。”她剜了我一眼，抿嘴而笑，多少让人感受了她的成就感。我打量她时，老大和幼年朋友聊天起来。老大说过去见过他，我们曾去老家一个叫分水的镇收购过古董之类的坛子。我也依稀记起了这事，直夸老大记忆好。忍不住说，如果幼年朋友从那时不间断自己的爱好，现在肯定会大有成就。幼年朋友说，过去只是爱好，没有想到把赚钱与爱好结合起来，用家乡话表达：“没有长后眼睛（想不长远之意）。”
我对老大努努嘴，让他看看老板娘的样子。老大有点愤愤然地说：“她先生玩股票砸了好多钱，现在只有靠她用这个餐馆撑着。”我没有太在意，她先生是一个严谨的人，玩股票是从十几年在武汉就开始了，赔赔赚赚的，无须大惊小怪。她安顿好客人后，便来陪我们喝酒，说些闲话。我关心她开餐馆之事。她说过去找的一个地方在城外，乘车也得两小时来回，生意不好，守在那里，苦撑了半年。后来发现这处地点，便咬牙花了十几万元钱，把它盘下。连厨师一同盘下的，“还搞了一下政变。”她形容盘下这处餐馆是从内部攻破的。“做了一年多，粗略地计算了一下，赚了二十多万啦。”她小声兴奋地说。我们一同向她举杯，表示祝贺。我打趣道：“难怪要给我付房钱的，做了老板嘛。”
大家不容易聚在一块，便寻开心接对方的短，桌面上欢声笑语起来。我觉得她似乎又回到了从前。她其实比我小两岁，我一直叫她大姐，其实出于一种尊重之意。那时，我们这个单位只有七八个人，我是被雇佣的临时工，每月除了一点硬工资外，单位分发的东西很少会分给我的。她是单位唯一的女性，且长相佳好，十分受宠。我被她当成弱者保护起来。当她分当一些，总会给我一点。后来又改为我争取一点。
最有记忆的一次，是我去南大上学。单位后来安排一个人住进了我的房间，他把我的物品扔进厨间，丢得到处都是。她当时正好和自己的先生在一块，得知后像只母猫一样愤怒窜进我过去居住，和那人大吵一通。
她常常会提起我结婚时，他和另外一个同事去看我。当时我穿着一套廉价的白衣白裤，这是我按老婆的要求做成的白马王子的形象。这样子打扮好么？我一直怀疑。但她多次提及，想必是好的吧。她笑嘻嘻地常回忆，我做了些龙虾，放到一个上釉的坛子里，用筷子小心翼翼地往外掏着，那样子笨拙又可爱。其实，我知道她一直见证我的清贫。
文化单位的人，有一份固定的收入，过着悠闲的生活，骨子里充满了浪漫之气，不免闹出些闲言碎语来，她就惹了不少。我记得她与自己的先生总会为这些情事而争吵。单位的人，往往拿这些事情打趣，比如大家集中火力，瞄准一位平素与她较亲近者，设定一些暧昧的事情，当众传播，嘻嘻哈哈个不停，传到他严谨的先生耳边，免不了一番好吵。当然，她自己常感到先生没有半点浪漫，为了加强他的浪漫力度，便反复折腾他。有一次，她兴奋地的表扬了先生，也认识到先生其实还是浪漫的，只是表达方面出了问题。他在屋子里背着她走来走去。“那样子真好玩死了。”她描绘道。她还有个著名的话题，也颇令人喷饭。单位另一位作家，因为写了一部长篇，老婆和他吵闹离婚。离婚闹上了法庭，当时上法庭是要单位领导同去的。那领导回来后，便绘声绘色向我们描绘了作家离婚的精彩过程。当法官拿起惊堂木（天知道会有惊堂木，但领导如此说了，我就有了如此的记忆），正要开拍判离之时，双方“哇”地一声大哭，从两堂左右奔了过去，拥抱在一块儿。于是，全场哑然，然后欢声雷动。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同事大姐如法炮制，回得家便与先生大吵，一定要打上法庭。她特别知会单位同事：“如果我们的爱情像XXX老师一样，经得起离婚检验的话，就是真正的爱情。”这件事情让同事拿捏良久。
她在单位里，一直是中心人物。一是喜欢周末摸几圈麻将；二是总能找到理由让人请客。为了扩大她的麻将队伍，圈定了我，认为像我这么生动的人，这么豪赌的人，居然不喜欢麻将，真是麻将界的一大损失。她信誓旦旦地说：“不出三月，我必培养出麻坛高手。”那段时间，只要每有战事，她就会叫上我，让我陪坐一旁，为了激发我，劝我拿钱押赌。我一时间，的确热情高潮，认为如果简单的方阵，是难不倒我的。但每次陪坐三圈下来，我必呵欠连天，六圈下来，便找床睡觉。把她气得半死，她不仅动了真气不肯理睬我，还到处说我是智商最低的人，弄得别人半信半疑。不仅如此，二个月内封杀我，令我哭笑不得。我一下很快被孤立了，记得当时我所在部门的几个小女孩都感到了压力，纷纷帮我出主意，找她和好。后来一位小女生拿来她送过来的两片装饰性的树枝叶子，部门的人欢天喜地，让我赶紧和好，免得她们跟着我遭殃。我只好请人作陪，并让她敲了一顿，此事才算完。可见她是位有魅力的群众领袖。但这种作为，至今想来也免不了会窃笑一番。
我清楚地记得她有三次大哭。一次是她患了肺结核，那段时间她脸色面若桃花，那知剧烈咳嗽接踵而至，咳嗽时先有血丝，再就是吐了血，才感到出了问题，到结核病医院一查，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紧急住院治疗，精神上受到了严重打击。因为她特别害怕被人欺视，被人不理睬，被人瞧不起，说着说着便哇哇大哭起来。我当时第一次见她如此哭，不知怎么安慰她。便说我们都不会欺凌你的，便拥抱了她。那知这一举动，被他不远处的先生看得清楚明白。她病后告诉我，她先生当时如果不顾及她这个病人，一定会冲过来，猛打我一顿。我听到如此，尴尬极了。哪知她述评时，笑弯了腰。她边笑得喘不过气来，边指着我：“如果他冲过来，和你打一架就好玩了，”然后指指我：“你们谁打得赢呢？”我当时见她如此笑话，不禁恼羞成怒。
第二次大哭，则是我们策划的一个选题出了问题。她提供了“中国烟王”被抓的信息，我便紧盯不放，于是，我做策划，她做编辑，从云南请来一位作家，炮制了一部“中国烟王”的作品。哪知烟王所在的集团紧盯不放，向我们单位索赔1400万元，申明马上通过法院查封单位的帐号。单位人的饭碗就这样被我们端了。她大哭起来：“我一个妇道人家，怎么受得了这么大的压力呀。”当然也大大地斥责我一顿，不是我这个催命鬼，不是我这个倒楣鬼，不是我这个半吊子书商，这么怂恿，怎么会有如此大灾大难呢？她哭是哭骂是骂，发疯地到底打电话，联络上了四川的一个作家，这位作家正好和烟王集团的法律顾问是下乡插过队的“知青”。于是，她很快行动起来，终于摆平了这件事情。
第三次哭时，是在她打算卖武汉房子前夕。她回武汉时，大家会排队请她。我自然也不例外。我开车和她找餐馆时，她坐在我车上，先是抽泣再嚎啕。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她吐词清晰地说：“我没有吓着你吧，我就是想哭一下，我就是想哭一下。”我劝她如果不想卖房子，就没有必要卖呀。她说不是为这个，是别的，但我不能告诉你的。我被她哭得莫明其妙，但我们已经人到中年，知晓人事了，每个人都有难言之隐，不告诉也无须强打听。
她离开武汉也离开得异常艰难的。连续返回二次，过了半年，要求调回，又过了一年，再请求调回，单位都接纳了她。到了第三次，单位便以事不过三，拒绝了她。第一次送别时，在餐桌上，单位很难动声色的领导，突然把椅子转到一边流了几滴泪，被细心的同事发现了。她与领导的感情极深厚。当时她患结核病时，他多次看护过她。有次去扬州，我不知从哪得知《扬州日报》有个人与她同名，我们马上找到了她。扬州的同名者，特别陪我们看了扬州园林，还带回一张转交的照片。
她被许多多年的老同事送上了站台，她当着丈夫的面，一一拥抱送别。我想到她患病时我拥抱她的情形，被她先生抓了正着，便心里发虚躲闪一旁。她沉浸在无比痛苦的离别状态，自然忽视了与我拥抱。
初三晚上，我们四人在她的餐馆喝了许多酒。先是喝枸杞泡酒，然后又喝湖南酿造的米酒。晚到了十点多钟，同事大姐送老大去了。我和幼年朋友来到我的住处。半醉半醒说了许多过去的事情。我们约好第二天去他公司看看，他一定要请我吃吃潮州菜什么的。我后来不知他什么时间走的，等我醒来时，已经到了上午九点多钟。我看了会儿书。便给同事大姐发了短信，表示不打扰她了，中午幼年朋友会送我。因为时间尚早，我收拾行李比较从容。等我下到大厅来，同事大姐坐在沙发里等我。
她见我来，忙责怪道：“急什么呀急。”我表示惊动她的内疚。她示意先退房再等幼年朋友来。依然声明中午还是到她餐馆去：“还有许多好菜没有吃呢？”我说我朋友来了再说吧。退房时，她指责总台服务员不给早餐券，害得没得早饭吃，要求补一张。总台服务员解释：“当天就是当天的，不好补。”她见不补，便抓总台上盘子盛的糖，一副狠狠的样子，多抓了好几颗，分给我：“尝尝，看好不好吃。”我抿嘴乐了，这就是对去的她，对朋友分外慷慨，对陌生人往往精打细算。所以，她的餐馆开得好，缘于她的陌生客人多。
结算完毕。幼年朋友未至。我们一起坐在大厅沙发上等他。我突然想到她从前一直希望开个服装店，要买许多自己喜欢的衣服，先穿穿享受一次再卖。她亦想到了自己过去的理想，乐了。谈了会儿闲话，我问她还和先生吵架么？她说：“还会有这种闲心？忙都忙不过来。”像触动了她什么心事似的，陡然沉默了。我见如此，一时默不作声。过会儿，她转过头来，看着我说：“实话告诉你吧，他玩股票赔了许多钱，我们这辈子都还不起，只好由儿子来还。”她的声音尽管压抑，但很平静。我猛然想到她最后一次回武汉，在我车里大哭的情形，又想到老大几次说他先生玩股票的事情，才恍然大悟。我小心翼翼地：“真这么严重么？”她点点头，“他十几年从来不给我交钱，我也以为他的那点干工资，没有太在意。”她来深圳后，因为距离近了，她多次听先生说赔了许多钱，是要跳楼的数字。她终于忍不住，一定要弄个清楚明白，当他把一张银行的兑帐给她时，她看了一眼，便昏了过去。
我才感到她又面对生活的如此重压。我有些茫茫然看着她，张了几次嘴巴，却发不出声来。从前，她吵架时，三天两头把离婚挂在嘴上，现在却没有了这个词儿。她见我如此茫然，笑了笑；“过呗，日子还得过下去。靠我这个餐馆，还得了债？我只好说家里的事情你不管，但债的事情我不管，想管也管不了。”她不知怎么谈到了幸福。只要想到她的儿子，她就是幸福的；只要在餐馆里忙碌她就是幸福的。如果没有先生的债，她就可以说是天底下最最幸福的女人了。这个，“没有债，最最幸福”她竟然用了两个“最”。她的幸福观不断地变化着，但这一次，把没有债当成了“幸福”。
她笑了起来：“过去，这也节约那也节约，一想到他随手一抛，就丢了那么多的钱。现在如果他要买双鞋或者买件衣服，想嫌贵，我马上把眼一瞪，说买！他连说买买买。”
这时，幼年朋友来了。他开始邀请同事大姐。同事大姐态度坚决地还是要回到她的湖南菜馆。我们俩认为昨天已经去过了，今天最好尝一尝别的。她以打理餐馆生意为由，拒绝和我们一块去。路过她的餐馆时，她用手指路口，有一家潮州餐馆。气啾啾地迈上台阶，不肯回头看我们一眼。我和幼年朋友哈哈一笑，去吃潮州菜。
幼年朋友一路上笑眯眯的样子。他认为来深圳不吃潮州菜是不明智的，就像没有到深圳来一样。我看他得意的样子，便大声让他“打句吧你”。
我们吃了潮州菜，开始吃得很欢。慢慢地我们感到差点什么。幼年朋友对服务生说：“拿点辣椒酱来。”
午餐后，他送我到去机场的大巴。我上了大巴。他转过车身另一边，看着我一会儿，然后慢慢地挥一下手，走了。
我们互相阅读对方复杂的眼神，知道有许多话，我们永远也说不出来，但会懂对方的。
2006年2月25日星期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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