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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一直和一个朋友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如果相隔两年以上，我会隐隐约约产生不安的感觉，好在他老家的电话变化不大，我总可以托关系找到他。他听说我找他，便会来电话，有两次在很遥远的地方，一次在陕西开煤矿，一次在西昌与人开金矿。
认识他已经很久远了，那时我正从少年正进入勃勃生机的青春时代，高考落选回家务农。我的父亲在一家小厂工作，有一天傍晚，父亲带回一个小伙子，与我同岁。父亲把他带回来的真正原因，我已记不太清楚，从现在推测，我当时一定生活得很郁闷，陷入一种深深的失落中不能自拔。父亲把他带回来，是不是做个榜样来劝解我的。
父亲是那种很会做政治工作的人，他的语言具有某种描述性，我倒清楚地记得他对我介绍过这个朋友：“和你一般大，都做了几年生意了。他们家在湖南山里面，和湖北交界的地方。”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上嘴唇有些翘，自然闭合时两颗门牙无法关闭，而两颗门牙上有些黄渍，是不是喜欢吃醋的缘故？他开口说话，我听出有些呔，告诉我姓孙，家在罗宵山脉的中段，就是毛主席打游击的那个罗宵山脉。我听了不免肃然起敬，对他好感顿生。
他伸出手来，我忙迎了过去，捏捏他的手，感到他较为瘦弱，这样就算认识了。
第二天，父亲留在家里干农活，他也跟着留下来了。做农活时尽管动作生硬，但比我强多了。他谈到自己的经历。初中没有毕业就辍学，村子在山洼里，山上长满了楠竹。他做过楠竹生意，没赚到什么钱；又去做竹器生意，也没赚到什么钱；现在和我父亲的小厂做木材生意。那时父亲做几间厂房，要用一些椽子，他便拖了两卡车来。孙朋友人很大方，在我们家第二天，硬要和我起早去小镇上买菜，这一举措很快得到我们全家人的认可。父亲说：“这伙计很大慨。”母亲说：“这娃舍心蛮好。”我们几个弟妹用他们狼吞虎咽的方式回应了父母的话。
他后来又来过小厂几次，因为我们还投缘，他特别来看过我，告诉我说他在武汉租了房子，在武汉做生意。我不能不对他另眼相看，那个时候如此做生意，还带着投机倒把的嫌疑，路上处处有关卡，检查得很厉害。他就告诉我，好几次所装的货物全部没收了。我问他没收了怎么办？他很轻松地说：“再赚呗。”这种语气让我觉得他很老道。
不久以后，我也去了武汉，在一家杂志社做临时工，现在可以自豪地说，我是中国第一代打工崽。我那个时候脸上写满了猥琐，心底自卑得要死，只能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战战兢兢地活着。孙朋友便在附近一带租了间民房，竹器也做，木材也做，有段时期还盯上了如果一笔成功就赚几十万、上百万的大生意。我常到他那里去，只有在这里，我才感到较为自在。那时节，我做文学梦做得轰轰烈烈，对做生意一点兴趣也没有，但是我真诚地希望他能够赚到钱，因为我相信他，只要他手中有钱，就可能在困难的时候接济我。我感觉到他总在奔波劳累中，好像赚钱的机会一个一个从他身边滑落而去。也许是他心灵善良，人又厚道，从他身上难以发现一点精明之处，赚起钱来自然有些辛苦了。
那一年我和一个朋友决定到他们家里过春节。为什么会到山里过春节，也许因为我们在平原中长大，对山地充满了好奇，当然也想了解其他地方的人过春节和我们有什么不同。我是和当时一个小有名气的诗人去的，下火车后要走二十多里山路，我们一高一低地走着，看着前面的路一起一伏，走得我很不耐烦，总会问他：“到了没有？”他总会说：“就在前面，就在前面。”一下子从十一点多钟走到了下午五点多钟。山里的太阳下得好像很早，也许是山体遮住了太阳的缘故，但天边的霞光把大大小小的山峦染得金黄金黄的，人的脸庞也镀了一层金似的。我发现我们路过了几个山洼的小村子，村前总会有棵很古老的大树，尽管叫不出名儿来，但让我很是亲切，我们老家的村口也有类似的大树，可惜现在的村子这种标志性的大树已经消失了。
傍晚时分，我们终于到了他家。他们家村东头和村西的路口各有一棵老树，村东头的老树显得枝桠繁茂，村子前有一条小溪，缓缓在山间流过。走进一户人家，作为远道的客人总会喜欢看看四周的环境。他们的房子结构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我们家在平原地区的住房，一个大门进，一个后门出，厅堂两边各有两间房。而这里的房子，一个门洞套一个门洞，一个房间套一个房间，我和诗人怀着极大的兴趣，从这些房间里穿来穿去，简直像进了迷宫，从这一家穿到了那一家，我们总会在厅堂里看到一双双惊奇的眼睛，用方言和我们打招呼。孙朋友便索性带着我们在这些门洞里穿来穿去。花了半晌时间，才把这个小小山村的所有人家都穿行了一遍。这些房子已有许多年头，屋檐下、窗棂上、天井边有许多雕龙刻凤，整栋房子被烟火熏得漆黑一团，即使在摇曳的灯光下，房内的物件也只显得一点轮廓来。面对这样的环境，尽管主人甚为热情，我们两人还是有些惶恐不安。
晚饭间，全家人围在火塘边，火塘上吊着一口大锅，大锅里杂煮着鸡鸭鱼肉青菜粉丝。火塘四周围满了人，一张张油黑发亮的脸，露出了笑容，在我们看来却是一排排白森森的牙齿，尽管异样，但面对这样的火塘，我们都是向火的动物，有温馨之感。村里人用参差不齐的方言召呼我们：“回来啦！”这句话陡然把隔膜打破了，距离拉扯近了，使我们获得了亲人般的感觉。
我们便插进人群里挤坐在火塘边，喝着用红薯酿制的酒，又苦又涩，实难下咽。但因为入乡随俗，又有新鲜感，为了表现出我们和山里人一样的朴实、豪爽，我们很是投入地喝着酒。酒过三巡，话题就多了。我们先问问他们，山里房子好像是连成一块的，为什么做出这种结构？孙朋友的老父亲用浓厚的方言告诉我们：“那是为了防匪人。”一句话，我们马上理解山里人的生存智慧。
他们家可是一个大家族，有十二姐弟：十个兄弟，一个姐姐，一个幺妹。着实吓了我一大跳，孙朋友好像是老六。我还记得最小的幺妹蓄着一头扫地长发，一只手挽着辫梢儿，因为羞涩半垂着头，但掩盖不了山里姑娘的质朴美。我不禁打量起在灶台边忙碌的母亲来，这是怎样一张身体，居然生养了这么一大群彪形男儿，其实她不过就是一个平凡的有些矮小的妇人，不轻易说话，除了劳作以外就是倾听。孙朋友的父亲，我还记得他是个半秃顶的老头，不太爱笑，因为有我们的缘故，为了表现他的热情，艰难地笑过几次，一张脸挤成了桃核。我们被安排到孙朋友正打算结婚的小哥家里，小哥家的房子似乎从这个村子游离出去了，在村后是一间窄小的三间房，破例没有与这些老宅相连。房子用石头砌成，房顶用薄片石铺就，房内墙壁用黄泥粉刷过，溢满了泥土的清香。当我们躺下后，很不习惯，好像乘坐在一艘航行大海的船上似的，聆听着四周汹涌的波涛声。主人告诉我们，这是竹林被风摇动的声音。慢慢地，我们被大自然这只巨大的摇蓝摇进了沉沉的梦乡。
第二天是一个大晴天，我们想到山里去玩，孩子们纷纷表示带我们去，孙朋友特别带着一些腊制品，打算去搞搞烧烤。我们进山时，前后涌了一大群半大的孩子，孙朋友的幺妹也和同龄的姑娘跟着我们，诗人带着一架相机，买了几卷黑白胶卷，沿途照个不停。其中有个姑娘总是摆出各种姿势，希望我们给她多照几张，让其他的孩子不快，纷纷斥责她。孙朋友悄悄地对我说：“她是个玩的。”我明白他的意思，这姑娘好高骛远，不肯安心在家里做事。她的确有出众之处，我相信她一定在抱怨自己命运不好，我们的到来好像给了她一次机会，她打听到了我们要走的日子，也借口说到县城办事，硬要与我们同行，又怕我们丢下她，夜半在我们住的房子四周转来转去。后来我们还是悄悄离开，她一定很伤心吧。
回武汉后，我们交往更加密切了，一个星期我会两三个晚上和他守在一块，他比我的习惯好得多，不喝酒，被迫喝一点，满脸涨得通红；也不抽烟，除非是装装样子，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更不用说去歌舞厅唱唱卡拉OK之类的了，更谈不上近女色了，全身心投入到做生意之中，可惜时运不好，命运多舛。
他又开始忙他的生意。有段时期，他觉得做竹器和木材的生意不仅不赚钱，而且总会被路卡查收，便做起了别的生意。做了一段时期别的生意，把辛苦挣来的一点钱全赔进去了，没有办法，又回过头来做竹器和木材生意。再后来，便从武汉转到长沙，我们暂且失去了联系。因为有他家里的地址，特别致信询问后，在一年的春节前他路过武汉，到我这里来过一次。他穿着一套很新的衣服，提着一个黑皮包，问我有什么困难没？还从包里拿出了一匝钱，硬要塞给我。看得出来他的精神很不错，和我吃了一餐饭。本来不善言词的他在酒桌上说了许多话，他这些年来一直做得不顺。他的弟弟都结了婚，幺妹也嫁了，只有他到现在还是孤身一人，这次回去不想让他的老娘再操心了。我觉得他的年纪也老大不小了，应该考虑这件事了。
年后，辗转得到了他的消息，说他出了什么事情，把赚的钱重新赔了进去，我估计是在山里收的货物又被路卡没收了。
间隔了很长时间，怕是有两三年吧。那段光景，我在南京安了家，后来又到海南去工作，便与他彻底失去联系。等我回到武汉原单位，有一天，却收到了他的一封加急电报，让我速给他打电话，他在陕西一个煤矿里，因为爆破失控，被炸飞了一只手，现在躺在医院里没钱治疗，让我和诗人汇点钱过去救急。我们把钱汇过去，他来了个电话表示感谢，便没有音信了。
因为那次到他的山村里过节留下很深的印象，时常忍不住向周围的人吹嘘一番。有次路过长沙我决定去一趟，去了之后却非常失望，小车可以进村了，那些老房子大多已经不在，那些雕龙画凤的木片被外乡人一百两百地收了个干净。孙朋友的父亲已经故去，有一个晒太阳的老人看着我，亲切地叫我小冯，我才知道那是他母亲。孙朋友不在家，是他幺弟接待的。返回的时候，我们大骂了一通现代文明，不管龟缩到什么角落里，也不能幸免于难。这个山村的人家还装了电话。
时间过去了一年有余，突然想起他。我拨电话过去，号码已升位，通过多方查找，终于接通了那个小山村。当我报上名后，对方说：“我就是。”我有几分不相信地说：“怎么会这么巧？”我问他没有做生意了吗？他说现在什么也不好做，加之手少了一只，钱花完了，没有本钱，过一段时期再讲。他很不好意思地说：“本来想和你们联系，可是又没有钱还，真是不好意思啊！”我安慰他：“那个钱不用还的。”他说：“那是不可能的。”又说了些闲话，得知他母亲也已故去。他依然孤身一人，而我的孩子都有九岁左右。
时间过去了很久，一天夜里，我还记得窗外下着雨，正落寞时，住处的电话尖锐地叫了起来。接听时，我惊喜地问：“你现在哪里？”他告诉我：“在那个发射卫星的地方——西昌。”我惊讶地问：“在西昌做什么事情呢？”他说：“开金矿。”我正要表示祝贺，我非常不好意思地说：“我要救急，能不能寄一点钱过来？”我便记下了他给我的一个县农行的账号。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又和他有一年多没有联系了。一边回忆起我和他相识的岁月，一边强烈地想到了他，找出他们那个山村的电话打过去，那里人告诉我：“他现在在陕西开煤矿呢！”我问：“他有手机没有？”对方回答：“有，那个山里没有信号，但矿里有电话。”我让他帮我打听一下。这就是说，我得到最新信息时，他再次到了陕西。
这么说来，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他一直都在奔波之中，给我的印象甚至是挣扎在贫困线上。
这篇文章是两年前写的，今天修改了一下。忍不住拨通了我保存的电话。对方告诉我一个新的号码，我便听见小孩叫他的声音。我“喂”了一声，他便惊讶地回应了一声，显然听出我是谁。很快像想到了什么，语气平淡了许多。我问他还做生意否？他说没有什么活好做呀。我便说，休息一下也好的。他说自己只是回来了几个月。我问结婚了么？他说这么老了还结个什么婚呢。
他说，有时间还是来我这里玩吧，我说好的。同时，我发出邀请，方便时你也来玩呀。他说好的。
就这样，我们便挂了电话。
2004年3月27日星期六
2006年4月2日星期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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