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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情凭空讲来，会使人感到不知所云；啰啰嗦嗦地讲，又显得很是琐碎。对我来说，回忆过去的岁月不仅充满温馨，还有一缕温情缓慢地从心底浮起。那我就在冬日漫长的夜里，把我的朋友请到一间小木屋里，外面是皑皑的白雪和呼啸的寒风，屋里就着一个火炉，火炉上架着一只热气腾腾的吊锅，我们就着烧酒畅快地喝着，吃着火锅。在这样的夜晚，朋友一定愿意听听我的故事。
一个没有多少见识的乡下青年，在半农半读中上完了高中。他在中学期间，只去过一次县城，高中毕业后高考落选便回到乡村。外面的世界很大，他几乎不曾涉足。
这个青年，也许因为好奇，更多的是他身体里流淌着许多不安分的血，于是他开始闯荡这个世界。不用说，这个青年是我。
这是1980年代初期，我表姐的公公在韩集乡的一个村子任书记，刚刚改选后退下来。他60出头，秦姓，瘦高个，满脸皱纹，一张油黑发亮的脸上，那双眼睛炯炯有神，像两团火在燃烧，这类人一定目光犀利、意志力坚强。他只要开口，嗓门就很大。在我的印象中，他从不曾畏惧和怯弱过。只是有一次，我从韩集小镇用自行车带着他到我们新堰小镇，十几公里的路程都是大小石块铺成，坑坑洼洼，高高低低，自行车走在上面，颠簸得厉害。他坐在后座上，用手紧紧地抓住三角的横杠，紧张得不行。
老书记在武汉有个表兄，是毛呢服装厂的厂长。时逢改革开放，乡镇企业办得红红火火之时，他便想和我父亲在乡下办个毛呢服装厂。大家筹划着，呢绒服装在乡下是奢侈品，而乡人为了在节假日穿上一回，宁可攒上一年半载的钱。如果货源充足，服装可随意卖给四邻八乡，岂不是美事一桩？他本打算在韩集的小镇办厂，但考虑秦姓是小姓，害怕被人欺负，而我们冯姓在新堰镇则是大姓，我父亲又在乡镇企业任职，属于在小镇上吃得开的人。何况新堰镇又是区公所所在地，是周围小镇的中心，便利用他的优势和我们合伙办厂。这个厂在筹备时，父亲活动了几下，得到了区公所的批准。大红印章便放到了老书记黑色的手提包里。有了这个玩意，他就可以成为这个厂的一号人物——书记。而我刚好20出头，便出厂这个厂的厂长。应该来说，这个厂的厂长由我父亲出任的，但他在公家的乡镇企业任职，他只能暗中帮持我们，我的“厂长”多少带有一点象征意味。秦大伯的儿子出任会计，他的媳妇即我的表姐任这个厂的出纳。这个厂的领导班子由此敲定。
新堰小镇还有一家鸭绒服装厂，生意红火得很，还在镇上建起了当时颇为壮观的两层楼的厂房。在鸭绒服装厂车间一眼望去，一排排缝纫机上的姑娘们紧张地操作着，缝纫机的脚踏声和走线的“嚓嚓嚓”声，还有姑娘们娴熟的动作，组成了一曲劳动的交响曲。这在小镇是难得的一道风景。乡下农户多缝纫机，姑娘们业余时间大都学习缝纫，招收这类女工还可以优中选优。鸭绒服装厂的姑娘就是这样交上500元押金，带着自己家的缝纫机来上班的。我们在这个厂里租用了一个车间，如法炮制招收了一批女工。因为呢绒服装做工精致一些，难度大一些，尽管我们没有鸭绒服装厂的规模大，但我自我感觉良好，我们可是服装行业里的贵族。
租用鸭绒服装厂的厂地显然是一个错误，他们不久就想兼并我们，提出了种种优惠条件，我们都没有妥协。后来区政府出面做工作，还奉劝我们不要在共产党的天下里当老板，做资本家，我们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在秦老伯去武汉调货期间，他们加紧了对我的攻势，这时我做了人生的第一次独断专行。我在小镇后找到两间民宅，是两兄弟做的一栋两层小楼。搬走的那天，所有的姑娘们都积极配合。当三十多台缝纫机抬出鸭绒服装厂时，鸭绒厂的人纷纷从窗口探出头来，还以为我们已经同意让他们兼并，哪知道我们走了个干净。生性高傲的秦老伯在和我办厂期间，不曾对我说过半句称赞的好话，这次我擅自搬厂，尽管他没有表态，却送我两条香烟，这一类似奖励的行为，至今使我记忆犹新。
与预料的差不多，我们的呢绒服装的生意不错，四邻八乡的小商小贩，连供销社也来进货，有点供不应求的趋势。小厂创办之初，由于技术和做工的原因，许多产品变形、走样，做工也很粗糙，加上裁剪的式样陈旧，曾出现过滞销。我便另请了个武汉小伙子，辞退了先前头昏眼花的老师傅。
确切地说，这是女孩子的世界，除车工是青一色的女性外，还有锁边的、绞扣眼的、钉扣子的、刮浆的、包装的也全是女性。男性很少，而年轻的男孩子只有我一个，自然很受青睐。尽管又来了一个，但乡下姑娘自知高不可攀，便知难而退。那段时期，一群乡村少女围着我，对我言听计从，自我感觉好极了。有两个比较出众的姑娘悄悄地爱上了我。一个姑娘曾和我就读于同一所中学，只是小我几届，在学校里我曾听说过，作为一个高中毕业生，其父也在乡里工作，她到我们这个小厂来，有一点屈尊降纡的味道。她总喜欢唱《回娘家》中的：“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背上还背着个胖娃娃……”长发披肩在乡村里是不多见的，因为乡下的女孩子多事劳作，披发不但影响劳动，还让人觉得不伦不类，给人以不务正业之感。她却显得很自然，也不曾遭到过异议，好像她的头发天生就应该披着似的。当时，我正处在艰难的恋爱状态，我那位小巧的女孩不顾家庭的阻力，死死地和我相爱，所以我对这个高中生的出现没有感觉。有一次，我小巧的女孩来看我，高中生俨然主人一般为她端茶倒水。我小巧的女孩冲着我翻了两个白眼，便离我而去。过了两天，我出现在车间里时，发现一个非常陌生的短发女孩冲着我微笑，我正纳闷时，她开口说话了，我才知道是高中生，心里连连惊呼：可惜了一头乌黑发亮的长发！因为我小巧的女孩是一头能够跳动的短发，所以她东施效颦似的把头发一剪。我心痛极了，遗憾极了！没有长发的她失去了魅力，失去了生动，由于笑失去了遮拦，显得浅薄和直露。
还有一位女孩身材窈窕，就是现在想到她，我也敢说她是我遇到的身材最好的姑娘。她脸色黑里透红，非常健康，大大的眼睛，小巧的鼻子，只是嘴巴有点翘。她一直为她的翘嘴巴而痛苦，殊不知我是多么喜欢她的翘嘴巴。她的那种翘如果在灯光下留下一个剪影，显得很有立体感，加上她喜欢看我，每次偷看我被我捕捉到时，她流露出的那份羞涩很动人，使我感到她一直有话对我说，可一直没有说出来。她的身后垂着两条粗粗的发辫，发尖一直垂到大腿处，走起路来像春天里的柳丝，荡荡悠悠地摇摆着。她来厂之前就有传言说她名声不太好，像个妖精，喜欢勾男人的魂。在厂期间，她和高中生俨然像一对姐妹，总是勾肩搭背，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似的。她们常常是一块来找我，高中生相应口齿伶俐一些，叽哩哇啦地跟我说一些小小女孩的烦恼。而翘嘴巴尽管一声不吭，长睫毛下那双忽闪忽闪的眼睛可没闲着，似有千言万语一般。有一天，我发现翘嘴巴工作出了一点纰漏，说了她两句，她一下受不了了，当场“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拿着自己带过来的板凳从阳台上甩下去，又要将缝纫机摔下去。我好不容易将缝纫机夺下，她猛地冲到阳台上想自己翻身跳下。我从未见过这种阵势，赶紧冲过去一把抱住了她。这时，全场的姑娘们停住了手中的活路，看到这一幕，哄堂大笑起来。她尽管打着哭腔，其实是满脸灿然。我不知所措地退到了一旁。这时高中生板着面孔，从自己座位上站了起来，她走到翘嘴巴面前，严肃地说：“现在是上班，撒什么娇？”翘嘴巴说：“你管得着吗？”她自己也感到有些无趣，回到宿舍蒙头睡了。不久，她离开了这个小厂，回到乡下嫁了人。一次偶尔与她擦肩而过，两人却形同陌路。
至今我还留下了两张与她们的合影，这些姑娘们我大都叫不上名儿，可是她们在我心灵深处留下一缕温馨。
待厂房安顿下来，我有了一点办厂心得，心也渐渐变大了。四邻八乡的购买力终究是有限的，我们应该扩大销路，打开市场。正在这时，小镇东边有一个叫梁万李家湾的村子，村里有一位李姓青年，外面的生意做得还不错，寻上厂来，希望帮我们推销呢绒服装。他说：“你们的呢绒服装应该销往北方，北方寒冷天气多，需求量大。”他在新乡、小吉和博爱都有些关系。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扩大销路的机会，便和他一同前往。其实，我还藏了点私心，想去感知和闯荡一下外面的世界。
日子已进腊月，很快就要过春节了，完全可以开春后再去。李姓青年执意说：“呢绒服装应该赶在春节前推销，这样才可以很快打开销路。”我感到很有道理，其实我早已按捺不住那颗闯荡世界的心，两人当即准备上路了。
为了打入北方市场，我们特别包装了一下，到县城纸箱厂订做了一批纸盒子，上面印着我们的厂名。我们封了5箱呢绒服装，每箱5件，共25件。我伸手在那里摸了一下，很感自豪。这大约是我第一次运用包装，尽管不知这个名词的内在含义。两个乡下年轻人起了一个大早，吃力地将几纸箱放到了通往县城的公共汽车上。因为车内非常拥挤，按规定不得放置较大包裹，只得将它们固定在车顶上。这批呢绒服装折腾到县城里，纸盒已颠簸得变了形。
我们小心地把它们搬到一辆三轮车上，拖往我们常住的地方——北街旅社。这是小镇上的人们常住之所，直到现在，我依然清楚地记得这家旅社的格局。一扇陈旧漆黑的大门，进入就是一条长长的通道，通道两旁门对门地有若干个小房间，房间里放着两张窄小的床，床上的被褥、床单都十分肮脏，挂的蚊帐黄渍斑斑，蚊帐顶上满满的一层灰，墙壁上糊满了破旧的报纸，壁缝里常常发出老鼠的“吱吱”声。旅馆的中间有一口天井，天井的下面用青石板切成一个小小的四方水槽，这个小水槽供早晚洗漱倒水之用。天井后面是曲曲折折的小甬道，像迷宫一样。这家旅馆一直生意兴隆，房客常常在外面搭起加铺。我之所以详细地描写这里的情形，是因为这个小旅馆能够沟通四面八方的信息。时逢中国改革开放，这里的房客已有不少外地人。
我们住下后，在小酒店进晚餐时，便遇上了一个湖南益阳人，他向我们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现在全国时兴穿亚麻服装，这种亚麻衬衫不仅价格贵，而且非常好销，但原材料难以找到。如果我们能够搞到麻袋，他愿意以高出市场0.5元的价格收购60万条。我们很快打听到了每条麻袋的价格，我们一合计，按他的出价，我们一条麻袋可以净赚1.5元，60万个1.5，一笔生意就能让我们成为百万富翁。想不到我迈出的第一步就碰上了这种机遇，我顿时心慌意乱，不能自持。我们拼命地讨好这个益阳人，因为他也向其他人透露过这个信息，如果人家捷足先登，我们刚刚被点燃的发财大梦就烟消云散了。我自作主张，拿出一件呢绒服装作为礼物送给益阳人。益阳人看我们这么豪爽也很感动，压低语调告诉我们，收购麻袋的源头在武昌司门口的一个小旅馆，那里住着一个岳阳人，他可以一次要300万条麻袋。据说他的背后有一个更大的主子，是一个又麻又瞎的人，这个人可是一个老红军，他的老首长的大儿子办了一个吞吐量很大的亚麻纺织厂。我们说不出的兴奋，想象着未来，一旦和这个大首长的儿子搭上线，我们将会把新堰呢绒服装厂变成亚麻服装基地。现在我们厂只有50多人，如果抓住这个机会，就能把它变成500人的大厂。
第二天一早，我们告别了益阳人，兴匆匆地赶到了司门口的那家小旅馆，并敲开了岳阳人住的房间，岳阳人正在房间里独酌，我看到桌上一张打开的报纸上有几块猪头肉和猪舌头。岳阳人没有用小杯喝酒，拿起瓶子就往嘴里灌，咕咚咕咚几下瓶儿就见底了，嘴巴叭嗒地发出很大声响，然后用肘抹抹油乎乎的嘴唇，伸出拇指和食指，拈一拈他的那只蒜台酒槽红鼻子：“这人生就是要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因为喝多了酒的缘故，他的额头油亮，脑袋上几根稀稀落落的头发硬翘翘的。这副尊容在我们看来，无疑是一个财神爷。人不可貌相，如果他穿上我们的呢绒服装，那一定帅极了、酷毙了！李姓青年恭恭敬敬地掏出益阳人写的介绍信。岳阳人一看，手猛一拍大腿，双眼圆睁，由于兴奋过度而变成了一副凶相。他双手将大腿拍得啪啪作响，嚎叫着说：“你们可以搞到麻袋，有多少来多少！我昨天刚得到消息，我有权收购600万条到1000万条麻袋！”我不免惊呼起来：“我的一个姥姥，我的一个外婆呀！”他看着我们两个：“拿纸来，拿笔来！”我们慌忙掏出纸和笔，他在纸上写道：“有多少麻袋，我就要多少麻袋。”落款处写道：“这是我说的。”把这张纸条往我们面前一甩，“别人都会认我的字，不认人的。你们就去收购吧！”我们揣着纸条到了门外，小声嘀咕了一阵。我说：“这么豪爽的人，一定要和他交上朋友。”李姓青年点头称赞，他提示道：“这呢绒服装……”我拿出厂长气派：“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送！”李姓青年拿出一件，我思考着说：“小老板我们送了一件，这么大的老板，至少得送两件。”
搞定了岳阳人后，我们兴奋地议论着可以收购多少条麻袋，从什么地方收购，这可是落到实处了。麻袋从何而来？在我的心里，麻袋是平常之物，随意便可收购，真正要收购几十万条，却不知从何下手。我们俩大眼瞪小眼，一下子彻底傻眼了。三件呢绒服装就这样随意送出去了。尽管这样，眼见到一笔大财，不可能不想想办法。两人合计了好一阵，根本没戏可唱。就这样，两个乡下青年的麻袋发财梦破灭了。
在司门口折腾了两天，我们去了武昌南站，将五件呢绒服装发到新乡，收货人是李姓青年的两个朋友。在一个寒冷的清晨，我们顺利地抵达新乡。有两个女孩向我们使劲地挥手，原来这小子打着埋伏，也不知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后来得知这是姚氏姐妹，安徽人，妹妹叫姚伟芳。她们有个哥哥在郑州省政府工作，便投靠哥哥找了份临时工，现在已经放假，得知我们去新乡，便随我们一同去玩。我们从新乡乘车去博爱县城，当我们把服装运到博爱县城，那个商场的老板连一分钱的预付款也不肯给我们，这完全是一种欺骗行为，时近年关，他以为我们没有办法，只得听命于他。我发了牛脾气，宁可把服装拖回去，一件也不给他代卖。我们在车站守着几箱服装，望着漫天的雨夹雪发怔。李姓青年说他在小吉镇上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只得冒着严寒赶往小吉镇。冻得哆哆嗦嗦的，姚伟芳的姐姐说：“我们扛着马找马。”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什么样品不样品的，四个人一人一件穿在身上，余下的呢绒服装一路折腾过来，已经不成形了。
来到李姓青年的朋友处，他开着两爿商店，一爿卖副食，一爿卖服装，听完我们的苦衷后，他双手一摊，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春节前我的银子也很紧张，你们恐怕只能给我代卖了。”我们已无话可说，只好将22件呢绒服装留下了。在腊月廿七返回，抵达家乡时已到了廿九日下午，身无分文。
第二年春天，我们电话讨要小吉镇的22件呢绒服装的货款，他说只卖出1件。到了年底，又电话催要，哪知那部电话已成了空号。李姓青年不得不前往讨要，那两爿商店已转让出去，老板不知去向。
就这样，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打开呢绒服装销售市场的行动寿终正寝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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