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　父

祖父是我幼年里最深刻的记忆之一。

祖父是一个有些矮小的老人，他总是一身青色的装束，配上那缕没有一根白丝的胡须和满头的黑发，给我的感觉是一个黑色的老人。祖父从未找理发匠理过发，他的光头都是祖母打理。这一幕我还记得很清楚。祖母戴上老光镜，挽起袖子，一副郑重其事的模样。她用肥皂把头发润湿，双手在头顶上摩擦，就着满头白色的泡沫，拿着一柄刀背很厚、刀面很锋利的剃头刀哧哧地刮个不停。祖母刀起发落之处，留下白生生的一块皮肉。这时的祖父紧闭着双眼，手托一把芭蕉扇，祖母顺势将刮下的毛发扔到芭蕉扇上。剃过光头后，祖父会戴上一顶棉质的软帽，这种帽子，家乡人叫“狗钻洞”，可以顺拉到脖子上，只留下一对眼睛。

晚年的祖父在生产队守队屋（仓库），他干得非常认真。已到四十岁的二妹谈起祖父来，说她小时到队屋里偷了一点黄豆也被祖父逼着掏了出来。队屋里长年弥漫着一股十分呛人眼鼻的化肥味儿，混合着六六六粉的农药味。队屋里屯着黄豆、豌豆、稻谷等种子，还有犁、耙、造子、牛轭等多种农具，祖父把它们打理得干干净净，叠放得整整齐齐。尽管队屋里东西不少，却丝毫没有拥挤之感。祖父打扫队屋时，脚下总会哧溜一声窜出一只硕大的老鼠。为了对付这些老鼠，祖父把祖母养的一只大黄猫抱了过来，哪知那黄猫受不了化肥和农药的味道，“喵呜”几声，拔腿跑回家了；祖父又拌了许多老鼠药，好像从不曾药死过老鼠；用夹子夹，效果也不太好，队屋里的老鼠精得很。

祖父还担当一项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在上工时升起生产队的红旗，收工时降下，每日升降两次。他没有误过一次，现在想来也颇感奇怪，他从来不曾看过手表或钟，升得却很准时，晴天还有太阳作为参照，我难以想象他在雨天是根据什么升降红旗的。有一次，他为了判断时间的准确程度，居然把猫抱到太阳下看它的瞳孔，难道猫的瞳孔也会像手表一样记录时间吗？但是祖父升降旗帜的权威勿庸置疑，生产队的每个社员都可以作证。有一天，一位妇人想提前回家，便对田地里劳作的社员说：“铁爹睡着啦，忘了降旗，我们回家吧！”这具有煽动性的话，把生产队上工的人们像拔萝卜一般地从田间地里拔了出来。他们走了一半，红旗倏然下降。不知是谁告诉了祖父，到了晚上，祖父让我提着马灯找到这位妇人家，严肃地对她说：“你可不能坏我的名声啊！我打旗从来不会打瞌睡哩。”不久，生产队开会，生产队长在全体社员大会上说：“铁爹打旗帜打得顶顶认真。”

记忆里好像他做的事真还不少，很多时候早中晚他必须放牛。他常半眯着眼，嘴里哼着无名小调，他在前，牛在后，把牛牵到田埂上吃草，因为社员们撒肥料时会漏撒到田埂上，草也比别处长得鲜嫩茂盛些。田埂旁是水稻田，稍不小心牛便误吃稻苗。每当牛伸出长长的舌头去撩稻苗时，他便用手带带牛绳，牛头顺从地回到了田埂上。我们可不敢像他那样放牛，那会糟蹋生产队大片的稻子。倒不如把牛扔到一块草地上，尽管这里草不如田埂上那般茂盛，但我们可以撒下牛绳，自个儿玩去。

最使我迷恋的是他给生产队的池塘喂鱼。他扎着一条白色的腰带，走到茂密的草丛时，把腰带打开，便成了一个白色的叉口袋，我叫它“桶天袋”。他叉开双腿，弯着腰，两手大张着叉口袋，然后对我说：“快赶！”我忙跑到草地的另一头，拿着一根细细的竹竿，一边吆喝着，一边用竹竿打着草地。那些尖尖脑袋的碧绿的小蚱蜢蹦跳而起，一时间汇聚成绿色的漩流向前飞卷，经过祖父叉口袋时，大部分蚱蜢不知所措地钻了进去，祖父随即扎紧了袋口，兴奋地对我说：“呵呵，有十斤八斤哩。”我们提到鱼塘边，祖父带着我划着一只小船到塘中间，这时的鱼们好像得到通知似的，争先恐后地从四面八方涌向鱼船四周。祖父冲着水塘抖落那个叉口袋，蚱蜢纷纷跳进水里，绿了一片水域。鱼儿几乎同时张开嘴，发出极响的“叭嗒”声。有些鱼甚至跃出水面，张口扑向纷飞的蚱蜢。多年以后，我在法国的许多火车站听到那接吻的响声，实在忍不住想到了祖父喂鱼时鱼儿咂巴的情景。

我们老家有一个小小的三间房，中间是堂屋，东西两间大房分别隔成两小间。西间因为父亲常年在外，母亲独占后半间；前半间则让我们兄妹五人合住。有次半夜里父母吵架，弟妹四人齐齐地探出头来，在黑夜里屏气静声地倾听着。我连拍四下，均未落空，他们的脑袋一下缩回床上。东边的前半间则放着祖父母的柴米油盐，这个房间可是上着锁的，祖父母毕竟上了年纪，有时也会忘了锁上，便被紧盯着的我们钻了空子。一阵翻箱倒柜，为的是偷嘴。偶尔也被抓住，但我们滑得像泥鳅一样，很快便从祖父母的肋下、腿下钻了出去，逃得个无影无踪。祖父母和我们先是共用一间厨房，祖父母的菜里放的油多一些，因为人少，也会吃得好一些。每到开饭时，五双小眼睛滴溜溜转地盯着他们的菜，流着口水，往往这时，祖父极不忍心地往这个嘴里填一点，往那个口里塞一点，落到他们自己嘴里便所剩无几了。祖母执意另外安家，便借用人家的一面山墙，在一块空地上搭了一间茅草房，直到她去世才拆掉。

我常常记起祖母做的几碗小菜，现在写来，口里的内分泌陡然增多。她总喜欢腌许多咸蛋，往往会将咸蛋打进锅里和丝瓜做成汤。那汤异常鲜美，那橘黄色的蛋黄切成许多薄片，放在嘴里妙不可言，十分生津。冬日的时候，祖父会拿着小小的鱼网子，在浅水沟里捞些小鱼小虾，祖母将几个大萝卜切成丝，和鱼虾整整地煮上一大锅，放到厨屋顶上。一夜下来，鱼汤和着萝卜结成鱼冻子，第二天早晨就着下饭，不亦快哉！这碗菜常常使处在夏日的祖父也想吃到，可惜那时还没有冰箱。

我家老屋的东面有块田地，因为紧靠村庄，得牛羊猪粪之先，土地非常肥沃，时常用它做稻种田。秧苗长好后，女社员有的端着脚盆，脚盆中间放着一个小小的秧凳，秧凳旁放着一把捆秧苗的蓑衣草；有的直接坐在秧马上，下种子田拔扯秧苗。不知是谁说起了生产队里拔扯秧苗最快的人，一直公认为是祖父。正好祖父经过这里，一群年轻人恳求祖父下田来演示一番。祖父面带微笑，卷起裤腿，下得田来，走进秧苗，弯下腰去。那群年轻人攒足气力，在祖父拔扯秧苗之时同时出手，要与他比个高低输赢。一个回合下来，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我在小厂工作的时候，祖父托人给我20元钱，让我给他买一刀猪肉回家，买上20个鞋底烧饼，还打一壶烧酒。我很是诧异，因祖父从未求我办过任何事，我只得如此办理，上午10点左右骑着自行车送回家。离老家不远处，便听到房子里人声鼎沸，回家一看，房子里坐了许多老头子，有些是本村的，有些面孔很陌生，他们听到自行车铃响，纷纷站了起来，开心地迎候着我说：“到了！”祖父看着我说：“我们这些老东西想加个餐，呵呵。”厨屋里早已备了一口大蒸笼，看来这个餐规模还真不小。尽管我很快就离开了他们，但这件事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的《赌雁》的灵感就是从此生发而来。

我对年轻时的祖父知之甚少，他逝世后不久我回村，村子里小他十余岁的老人忆及祖父时说，他年轻时是鱼讯河里算帐的一把铁算盘；他能把自己蔽在水中躲藏几个时辰，还说他有一个“水上漂”的绝活，至于怎样在水上漂，我当时没问，老人也没有去解释。老人说，你祖父肯定有一手深藏不露的武功哩。就是他这一番话，刺激了我以祖父为原形写了好几部小说。祖父仙逝后不久，村子里的著名的巫婆百仙娘子察知他已做了一方土地神，并在河那边的小冯湾村北的鱼塘边为他建了一座小小的灵位。当弟妹告诉我时，我好奇地去拜望了一会，并虔诚地烧了一炷香。

生产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队屋里的种子、农具和机械被瓜分一空。过去祖父的腰带上用麻绳拴着一串队屋钥匙，他走路常伴着叮当作响声，他为拥有这串钥匙而十分自豪。队屋的那两扇大门是我们村子里最大的对开大门，两个铁耳环悬在大门的中缝上，祖父进出都会随手锁上。我提着那把锁玩一会，手便感到酸痛。这扇门从此以后再也不会锁了。祖父已经很老很老了，他常常会去队屋前转悠一阵。约莫一年多后，空空的队屋在一次雷电风雨中坍塌了一角。村里人先是顺手牵羊地搬几块砖，后来人们不约而同地去将队屋的砖瓦房梁瓜分了。这块曾建筑过队屋的空地上，不久便长出了嫩绿的青草，一个季节过去，这片废墟已是荒草离离。

　　祖父再也没有去过队屋，不管是在晴天还是雨天，他总会在双手反背，臂腰处插着一根拐杖，微弯着腰，穿着他那一成不变的青色套装，戴着那顶狗钻洞的软帽，就那么蹒跚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