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一个19小时的白天

       上海的早晨，5点钟已是蒙蒙亮了。我们一番洗漱后，便从虹桥机场招待所进入了国际航班候机厅，首先领登机牌，安检。我让我的朋友在玻璃隔墙外面等侯，希望有个照应。当我和小女进入21号登机厅等候时，离上飞机的时间只有40分钟。本次航班MU557，座位12E、12D，小女紧靠我，机型是A340，上飞机后得知是空中客车的一种。我们的飞机7：50从上海起飞，10：40到北京，被集中在去慕尼黑一个专门候机室。警察便开始查验护照并发出境表，一切顺利。只是在北京机场莫名其妙地等了2个多小时，飞机起飞后才算得上进入真正的国际旅行!

           不仅仅是对一次未知旅行的茫然，也不仅仅是对平生以来经过第一个19小时白天的焦虑；准确地说，而是妻子的同事桑大姐一声惊叫，妻子得知后为这件事反复强调，使我感到此事非同小可。

还是在北京机场候机室的2个多小时里，女儿老妙很快就和一个带孩子的妈妈混得很熟，我几次差点向她请教这件事。有位先生一直坐在我身边，并借看我带来的杂志，我几次把话题引到这里却没有勇气说出。整个空中旅行的心事都被这件事所牵引。我改变过去在旅行中不发一言的习惯，多少有点预谋地和我邻座夫妻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使我有勇气将这件事求教于他们，带有求助他们的意思。他们随即拉开了和我的距离，有些紧张地说：“啊，怎么会这样!”我有意跟在这对夫妻后面。当德国警察在飞机出口处检查护照时，他们已绕开了我，我自然穷追不舍。到边境入境处，他们终于摆脱了我。

       其实，这件事按中国看法的确微不足道。据说，我们是在和德国人打交道，他们刻板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起因是我订了11月8日的票。当我7号去南京大学外办拿票时，桑老师看了看我的护照又看了看老妙的护照，突然加大嗓门叫了起来：“老妙的护照有问题!”我吓了一跳，慌忙问：“什么不行？”桑老师说：“老妙的护照签证10号才生效，你们8号就会到。”“只有2天时间吗?这有什么。”桑老师说：“德国人不比美国人，你还是要告诉一下陈靓，让她提前有个思想准备。”我一边诺诺一边说：“如果德国人不让老妙入境，我就让他们把老妙代管两天!”这件事我依然没有放在心上，且于7号下午抵达上海。在上海的朋友那儿呆了一会，便去虹桥机场招待所。哪知晚上10点多钟，上海的朋友找了过来。妻子打电话给他，如果出入境处阻拦的话，可以打电话给德国杜宾根大学外办主任，中文名叫戴士乐的先生。

我的心才开始沉甸甸的，甚至担心连飞机也不让下。突然想到一个笑话，有一块钱掉在地上，如果是一个美国人丢了，他会找一找幽默两句就走掉；如果是一个中国人丢掉的，他会找一找然后啐两口唾沫，狠狠地说：“谁捡到了，谁买药吃!”这一块钱如果是德国人丢了，这位德国人就会拿来卷尺，先将丢钱的位置固定下来，然后再用放大镜一寸一寸地寻找，直到找到为止。这就是德国人，天底下最认真的民族。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德国人怎么会迅速从二战的废墟上站立起来，又成为欧洲的首富呢?

       我们踏上国际旅途，将要在飞机上旅行10个小时左右；我为这签证提前两天设想着可能的种种后果，长吁短叹。当慕尼黑渐渐近了时，我的心情愈加沉重。飞机终于滑行在慕尼黑机场，机舱门打开了。空姐用汉语告诉我们，请将护照拿在手上。上机舱对接通道。机舱门旁，迎面站立着4个警察，我向一个以为面善的警察走过去，有意将小女的护照压在我的护照下面，第一关就这样过去，2天被遮掩了。

当两本护照交给边检官员，我求救似的看看四周，才知道只有上帝会帮助我，听天由命。边检官漫不经心地提了不少于10个问题，恰恰忽略了关于小女多出2天的提问，我喘了口长气，开始感谢德国人；同时对德国人的认真精神开始怀疑起来，否则，我长达10个多小时的精神折磨岂不是庸人自扰吗?

       当我走出机场候机室时，时间已到了4：20分。辗转来到地铁，经过40分钟的旅行，到慕尼黑火车站。当我们踏上去杜宾根的旅途时，天，昏黑下来。

       终于，这19个小时的白天黑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