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里粉红色的大海

    如果有人问你一生愿意濒临绝境几次，相信所有人都会说，最好一次也不要有。但是如果濒临我这种绝境呢？估计会另当别论了。

    事情要从湛江说起。

    乘249次列车从武昌出发去海口，行程是这样的：先从武昌坐上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到湛江，然后在湛江转乘中巴三四个小时，最后乘海船渡轮去海口。这说起来挺简单，坐起来却很不容易。不过对我这种常在旅途的中人来说已经习惯了，甚至麻木了。每次一上车，就找到自己的卧铺，合身平躺下来，随着火车沉闷的节奏而呼吸，把自己处在一种无知无识的混沌状态。这种坐车的方法，使人全部身心得以放松，可以彻底地休息。

    过去，我在列车上很活跃。和陌生同行人，神吹海侃上聊五百年，下聊五百年，把自己弄到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地步，在卖弄学问中获得某种快感。后来在一次旅行中，因“图嘴巴快活”而“吊得大”（武汉时髦方言），我的一只旅行箱随听伴而去。从此乘火车旅行时，尽管喉咙在别人的谈兴中一阵阵发痒，但是绝不敢“傻B”了。于是，我的旅行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当然，同行的旅客中总会有一些健谈者。

    这次旅行最佳谈吐者是那女的。那女的住在我紧隔壁的中铺，正好与我背抵背。这样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边倾听她的谈吐边想象着她的相貌，的确是件美妙的事。她努力在用普通话交谈，但是只要出语过快，一口地道的武汉话就不听使唤地冒了出来。她声称毕业于某商业学院，学的是服装专业，“闯海”已有四年，可以称得上是“老海南”。我由此判断她大概二十五六的样子。为了多“发言”， 那女的总喜欢抢话头，不惜加大嗓门，甚至失控地冒出一些与她的年龄性别不相称的脏话来。这样，她始终能把所有话题抢回来。隔壁卧铺的空间，只剩下她的声音，偶尔也有些发问、插话和感叹，但是丝毫不妨碍她的谈兴，只会恰到好处地煽动这份谈资。为了不冷场，她连上厕所也匆匆忙忙的。

    其实我可以看清那女的。她溜下来上厕所时，我只要将头抬到六十度的样子，就可以把她的身材长相一览无余。不过我并不愿意这么做，否则我就不是我了——凡事都要讲个回味，搞得太彻底，那还有什么意思呢？我暗自判断她长相不会出众，性格中有许多泼辣的成份，因为漂亮女孩一般都会因为她们的天生丽质而被众星捧月，而被宠得柔声细气，所以从她的谈吐和举止，可以得出她不算漂亮的结论。那女的抢压话题，常常镇住众人，天马行空海阔天空地神聊，当然也不乏一些生活中的真知灼见。我再次判断，那女的相貌缺少柔和而多刚毅，有咄咄逼人之势，混得不会太得意；她在谈吐中流露出的表现欲说明，如果现实中有一方天地供她发挥运用，或许她不至于在这些陌生人面前展示这么强的表现欲。从她说话时随口的评论“这卧铺太短了”而没有说“太窄了”，我进一步判断那女的有几分身材，是那种高挑个的人，身材估计可以称得上姣好吧。那女的给我的总体感觉是：有些闯劲，热情大方，尽可能地张扬自己的个性，不太想受点委曲，有些喜欢和人较着干……

    那女的关于海口的发言，深深地吸引了我，也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感觉她观察力敏锐而独到。谈到海口湛蓝的天空时，她说连大气也不敢出，生怕把这天幕给弄破了。但是有一天夜里她却改变了这种看法：在阳台上观月时，她突然发现海口的天空布满了粉红色的雾。听到这个“粉红色的雾”，我惊得坐了起来，头“咚”的一声撞在了上铺的硬板上。她话锋一转：“在海秀大道上，有一个专门批发劣等珍珠项链的地方……”她没有急着往下说，而是启发倾听者，指指这个，点点那个，问：“你去过海口没？”五六个忠实的听众，用或高或低或浑或浊的声音答：“没！”其中一位有点不好意思地讷讷地说：“有两次，本来有机会去的……”她用一副大失所望的样子“哎”了一声，享受着这群人的孤陋寡闻给她带来的快感。那女的对那个“机会者”说：“那就是说，还是没去成，对不对！”与倾听者无法对等交流时，她喜欢用：“对不对”或“是不是”来诱导和启发，话语间掩盖不住自豪。她说：“你们都没去，我必须进行一下环境描写。”她有点作惊人状的样子：“摸一个海口人也会告诉你，这是‘小香港’，大陆人是不知道的。”看来，她终于找到用“大陆人”的机会。这是海南人对海岛之外的中国的特称，本人也曾处心积虑地向朋友们推销过“大陆人”。这种特定群体的语言，可以表现出“这一个”，可以展示闯海者的风范和勇气，谈吐中轻轻地吐出“大陆人”，还可以不露声色地炫耀和提高自己的身价。那女的“大陆人”一出口，我和她之间像被一根导线沟通了。虽然我没有任何明显表示，但是已经决定结识她了。她说：“小香港，你们怕没有不懂的吧？！这里一到夜晚，就成了‘鸡市’，不会不懂吧。”这是当代中国的通用语言，倾听者爆发出会心的笑声。她总结道：“到了海南，才知道自己的身体不好……”有人接着附和道：“到了北京，才知自己的官小；到了广州，才知自己的钱少；到了上海……”她有些粗暴地打断倾听者的附和：“这都是老黄历。”话语中，充满不屑。“我要说的是，‘鸡’生意也十分难做。”她有一种逆向思维的天性，总能勾起人们倾听的欲望：“某个夜晚，我去考察过。”她甚至搬出了“官方语言”，的确恰当不过。“我盯着一只‘鸡’，她拉了整整186人次，才有一个男的上钩，可见不容易吧。”倾听者说：“怕是太多了？鸡！”她说“是的，在海南，你可以在大街上随便问女孩子‘可以陪我玩玩吗’？如果是良家女，她也不会生气，只会说：‘先生，你认错人了。’在大陆估计就行不通，所以这里是全新的风尚。”由此她得出结论：“其实，海南有十足的包容性，这是大陆所缺乏的——从省长到‘鸡’都是外省人，放在大陆的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的。”她轻描淡写地在省长和‘鸡’之间划了个等号，惊世骇俗，也精彩绝伦。

    倾听者用近乎讨好的语气问：“海南一下子涌了这么多大陆人去，海南人怕不怕？”其实这句话正好搔到了那女的痒处：“对！怕，甚至怕得要命。有时我去买菜，见到活纠纠的仓鳊鱼4块钱一斤，而大陆上要卖二三十块吧，而且还是冰冻的。我拉长腔调加大声音力度甚至咬咬牙，装出一副狠相：‘什么？’对方一见，忙降价五毛；我又一声：‘你说什么？’对方一见，更害怕了，马上说：‘反正不能卖3块钱一斤，你看着给吧。’”她一边格格直笑，一边用夹生的海南话模仿。她举这个例子时表情最生动，陶醉在占便宜的满足感中不愿自拔。“大陆人下海南，尽管人群很复杂，但并不是海南人以为的那样都是些抢劫犯、杀人犯，海南人认为最好的下海群体也不过是调皮捣蛋而不愿上学的大孩子或不满现状而逃婚的私奔者。”她叹着气喜孜孜地说。“就像那时青年人涌向圣地延安，延安人也一定是带着这副眼光看的。”有个倾听者不知是出于何种心理，拿延安来比方。这个比方使两个人十分快意：一个自然是她；一个当然是我。她激动地拍手：“是呀！”蹦出几声没有遮拦的“哈哈”笑声，丝毫没有掩饰由此而索取的快感。

    到湛江已是下午五点多钟，火车有些晚点。在下车的一片嘈杂声中，那些倾听者连招呼没打就走了。那女的却不急不忙地看着众人离去，好像还在回味一路上的演讲似的。我知道自己余下的路程将和她同行，见她不动，也就耐心地等着。车上的人走空了，我才发现她的东西实在太多：两个大包，得用扁担挑着，肩上背着一个沉甸甸的背包，手里还拽着一个包袱。我推了推眼镜，走上前说：“知道您去海口，我也是，愿意要我帮忙么？”她上下审视了我一阵，脱口而出：“好！我信任你。”这句话叫人听了不是滋味，我自嘲地暗叹：忘了判断，她还是个大大咧咧的女人。那女的把肩上背的和手里提的都给了我。下车后，她晃了几下身子，用她那并不是很宽的肩膀挑起扁担，一副吃力受重的样子。使劲时，她的身体蛇行似地游走着，汗水从身上暴出；她胸脯上好像有两团东西碍事地甩来甩去，与受重的身体很不协调。扁担也似乎承受不起这般重量，发出“吱呀”的响声。她戴副眼镜，给人文静之感。一个文静的女孩，挑这么重，令我起了点恻隐之心。我说：“我来挑吧。”她想也没想，就说：“你更不行！”这般逞能好强，令人忍俊不住。我只好作罢，却又忍不住想：这还是个没有半点遮拦的直肠子女人。

    在湛江火车站，我们正式接触和相处。

    我们很快找到了去海安的中巴。在中巴司机的协助下，那女的将行李放到了车顶上。我们是最后上车的，只能坐在最后一排的五人座位上，五人硬挺挺地挤在位上不能动弹，热浪阵阵袭来，叫人头昏目眩。天色已近黄昏，强劲的西晒从车尾窗上毒辣辣地射进来。尽管有风不断地裹着尘土随车尾卷进车窗，但是坐在车里的人仍然汗流不止。那女的把头发盘在头顶，像座山丘。五人座位上，只有她一个异性，因为拥挤，她不得不向我这边倾斜。这样，我可以近距离观察她，汗眼朦胧地看到她那从发髻里爬出来一条条蚯蚓似的汗线，像条条小溪在流淌。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只有高人才有闲心来欣赏异性的美感。我做不到。

    那女的拿出手帕擦了擦汗，而且还把手帕当扇子使。她转向我，启眸一笑：“热死了。”我只得附和了一句。“先生在什么地方总领公司呀？”她用武汉话飞快地问道，尽管周围是当地人，她还是担心被别人识破我们是刚相识。这句问话很典型，具有海南特色。海南人说：一只椰子掉下来，可以砸到三种人，一是老总二是“鸡”三是记者。她这样问我，绝对不会错的。我答道：“没总起来，做编辑。”她显然不熟悉这个职业，有些不明白地问：“什么？”我只好解释：“就是把文章集中起来变成杂志。”她笑眯眯地看我，有些调侃却又不失亲昵地说：“原来是个书呆子呀！想不到书呆子也下海凑热闹。”尽管她的话听起来像是在贬损，但是她的神态和语气却很使我受用，我一下子觉得距离拉近了许多。

    “我喜欢和书呆子打交道，”那女的看看我，“有安全感！”我几乎想哈哈大笑——她真会寻找良好的自我感觉。和这类女性相识是愉快的，溽热因为我们的交谈而退去。我忍不住看她，想找找她自我感觉良好的资本。很遗憾，她脸上布满了雀斑，尽管她那张脸封满了尘土，可见雀斑很重。见我打量她，她很配合，故意扬起脖子，忘了此刻所处的环境。她脖子白皙，被尘土和汗水打了折扣，一道道黑色污迹像老年妇人手背上突出的血管惨不忍睹。她身上那套淡蓝色的长裙已经成了被泡成湿漉漉的土色。这样的长途旅行，她选择这身打扮，只能说太粗心大意了。挑着背着这么多东西，长裙虽美，却绝无半点美感可言。

    “呆子，”那女的用对待老朋友似的口吻随意而亲切地叫喊。我心一震，长这么大从未有人这样叫过，一个陌生人就这么亲切地给我一个昵称。尽管有点别扭，我还是很快接受了。“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她根本不在意我有什么感受，用这种询问的方式引出自己的话题。我说不知道，也不太想知道，只好抱着听听的想法，好歹打发车上的几个小时。

    “那时，全国叫得震天响，说什么十万人才下海南，其实没有几个不是抱定下海捞钱的。”那女的忽然把我排除在外，“你不是捞钱的那种人，应该是为理想而奋斗的人。这种人可敬但不可爱。”她犯了女人们通常犯的毛病，先对她面前的男人设定一个圈，由此锁定，然后把自己对这个男人的一切想法生搬硬套地算在他头上。我只能笑笑，好在她把我想得不太坏，无伤大雅。于是她把在火车上的那番自我介绍重复了一遍，也不问我是否知道。我只好装着很新鲜的样子，还称她为“服装设计师”，她默认了我的叫法。接下来的时候，如果有必要询问她，我便叫“设计师”。她非常乐意这个称呼，答应得很欢快。我却叫得很节约，让她感到这个称号来之不易。

    那女的指指车顶，对我说：“你猜，我挑的都是些什么呀。”我说，八成都是服装吧。她称赞似地说：“其实你有时候一点也不呆。”  

    “谢谢给我‘不呆’的光荣称号。”两句话不到，那女的就把我弄到“有时候”的地步，十分怀疑我是她某个朋友的替身，压根不是在跟我，这没有什么不好。

    “呆子，告诉你，那些不仅是服装而且还是样品。是从汉正街买的。回岛后作些修改裁剪，每个品种就可以批量生产。我们有个服装加工厂，专门做这事。”那女的眼睛望着窗外。让我奇怪的是，这时的她双眼竟充满迷茫，一副忧郁的样子，似乎触动了她的某种心事。“前两年蛮好搞，现在这种加工厂多了，竞争激烈，生存万分艰难，只好在品种上拼命求新，保住自己的优势。”心态真是个奇怪的怪物。刚才见她时，尽管灰蓬蓬，但精神十足；现在再看她，发现她掩饰不住的疲惫不堪、满脸倦容和憔悴忧虑。

    太阳悄然下山，天空依旧泛白，这是一天日照的最后时刻。西晒在我们的对话中离去。车的四周有些小鸟在翻飞追赶，车内的人终于在烦躁中安静下来，有些昏昏欲睡。那女的用双手拢了拢头发，莫名其妙地看看我，突然笑了起来。几个乘客丢过来一瞥瞥好奇的眼神。她这种典型的神经质的搞法，让我有些不知所措。我忙说：“车内好多人哩，快别这样。”见我这么说，她忙收住了笑，又看了我一下，打趣道：“刚见你时，感到你是雷锋。”我摇摇头：“说疯话么。”

    于是我们沉默了。到海安时，她变得安安静静，不断地望着窗外，心神有些不宁。我感到她有一种离海口越近压力就越大的愁苦。

    终于，海安到了。

    海安至海口的轮渡，最后一班海船是8:40分。我们到达海安的时间已是晚上10点左右，就是说，连赶一赶的可能性也没有了。我们在一个小餐馆草草地填了填肚子。进餐前，那女的找老板娘要了盆温水洗漱，居然还用刷了牙。看来只有在海安过夜了，她就变得不慌不忙起来。可是在与老板娘的对话中，我们得知可以乘货轮过海。

    我用眼睛征求她是否过海的意见。她则静静地看我，想捕捉到是去还是留的信息。最后她用近乎垦求的语气说：“都快散架了，住上一夜吧。”我当时不知怎么的，态度很坚决：“一鼓作气的好，过一夜还要折腾一番。何必呢？”她沉默了一会，便说随你吧。

我们花了5元钱，叫了个“麻木”，去了货轮渡口。码头上灯火通明，纸屑遍地，油渍斑斑，人声嘈杂。码头边歇满了机动木船，把海岸停靠得乱七八糟。我的心情陡然变坏。来到海边，那女的好像吸足了海风，变活了。她猛地扔下挑子，奔跑几步，站在海岸边。不知什么时候，盘在头顶的发髻放了下来，长长的秀发在海风中飘舞，把头和长发吹成了个“一”字型。她那身累赘的长裙，现在终于派上用场。在海风吹拂下，在灯光的映衬下，她像个在跳动的蓝精灵。这时，我可以尽情地从侧面打量她。她双拳紧握，两臂平伸，又猛将两臂扬上头顶，脱口而出地叫道：“舒服呀——”

    那女的挑担子时，身体由于受力过度扭曲变形产生的不自然感已经烟消云散。她挑担时胸脯上有什么东西怪意地晃荡，我当时一下子无法说出准确的感觉。在这海风阵阵里，我才清楚地注意到她那高耸挺拔的胸脯。她苗条的身材上，有这么一对高耸的乳峰。但这与她的身材不太相称，甚至给人以夸张之感。然而，在这海边的灯光下看她时，我的心跳忍不住加快了。真的，这整个侧身像，在灯光和暗夜的辉映中给人独到的完美。她不应该是个体力劳动者，应该是尊雕塑，给人观赏。她对自己的美丽视而不见，倔强中显示出劳作的力度，这一点又十分可贵。我下意识地想，刚才在车座上就应该摸摸她的脖子，可惜失去了机会。我被她的身体牵引着，暗暗地移动了几步，动情地看着这幅剪影。她沉醉在月夜的海边不曾苏醒，我忘情地融入剪影不忍自拔。不知何时，她惊讶地叫道：“咦呀，我们怎么走！”我被唤醒了。

    我们都惊讶自己的失态。我忙打圆场说：“我去找，我去找。”我赶紧向人询问怎么上货轮。停靠海岸边的机动木船告之，货轮上不去。我不相信，顺着货轮上时被拦住了，只得折回找机动木船谈条件。机动木船离货轮最多不会超过20米。机手告诉我们送上货轮的船尾，价钱是每人5块。我们没有多想，就上了众多木船中的一只。在外人眼里，海安当地人差不多都是一样，又黑又小又瘦，说出的普通话像嘴里嚼干炒豌豆，发出阵阵刺耳的“格嘣”声。我们上的那只木船，又脏又破，机动马达是用手扶拖拉机改装的，船主是两个渔民模样的年轻人。

    船主发动马达，发出刺耳的“突突”声，说句“站稳”，便开足马力向大海深处驶去。船飞奔起来，那女的一个趔趄，差点扑倒。我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两人本能去抓紧对方，才不至于跌倒。等回过神来，渔船被海天间巨大的黑暗吞没。大海虽然风平浪尽，但是海的细浪拍打着瘦小的木船，同样显示出很大的威慑力。木船突奔后，急停。我们来不及反应，晃荡在大海里。这时，两个渔民将小船熄了火。黑暗中，四周寂静得可怕。她紧紧地抓住我的臂膀，将一条扁担塞进我的手中。我顿感情况不妙。其中一个渔民打燃一只防风火机，大概是为了让我们看清他们手中各操着一把窄长的砍刀，还有他们一脸的凶神恶煞相。这时，海的可怕很完整地呈现在我的面前。

    渔民用蹩脚的普通话吼道：“要想活命，每人拿500块来！”

    “哈——哈——哈，你们真会开玩笑。5块钱翻了100倍！哈哈哈！”这时候还能发出这种银铃般的长笑的人不多。那女的在长笑中还可快速问我：“怎么办？！”在她长笑的掩饰下，我说：“千万不能妥协。”对方万万没有想到，恐吓收获的却是一阵莫名的笑声。这笑声大出意料之外，把两个渔民弄懵了。   

    半晌，其中一个渔民结结巴巴说：“真的，砍了你们，喂老鲨！”他的凶劲被弱化了许多。

    “真的？别开玩笑好不好。你们难道不知道下海的人都是有两手的吗，可不是吓大的！”那女的用武汉话小声说：“你千万别出声！”我很赞同这种做法，男人在这时保持一点威慑感很管用。“都是走江湖的，两位弟兄没钱用，可以找姐们言一声，掏出几个钱没什么大不了的。用这种办法来干，我们可不是吓大的！”她顿了一下，用十分严厉的语气说，“别看我戴着眼镜，你们不相信吧，我杀过人！我的王八蛋老公，搞别的女人，被我砍了八刀。老娘是逃犯！”她从鼻孔里“哼”出几声狞笑，“你们不想想，这么夜深敢乘货轮过海的是什么人。不相信，来试试！”她居然反过来向海盗挑衅。

    那女的一招一式，几乎不让对手有丝毫还手之力，还真把对手给镇住了：“你们既然起了这点心思，也不能让你们太扫兴，免得说我们不地道。每位50元钱，这是最后的底牌。”她故作轻松地看看我，一副商量的样子：“你看，就给这点面子，使这两位小弟兄不至于太失望。”这启程转合，承上启下，一张一弛，吞吐自如，来得自然贴切，不留半点回旋余地。

    最后，终于以每人50块钱成交。机动木船贴近货轮时，我先把她推了上去，行李也递上了货轮，然后才给了那两个家伙50块钱，兑现了一半的承诺。那女的眨眨眼，我便心领神会地朝已经徐徐启动的货轮上攀爬。谁知，其中的一个家伙却拽住了我的脚。只听她大吼一声：“放开！”她操起扁担，顶在抓住我脚的那个家伙的头上。那家伙不知所措地松开手，我慌忙爬上货轮。货轮上有船员过来收取我们两个的过海费40元钱，她把50元钱递过去，摆了摆手，意思是不用找零了。

    任何语言都不可能表述后来发生的事，这是不由自主或者是情不自禁的结果。事后想来，如果两个同性者经历了这种历险，很难想象她（他）们会用哪种方式表达这种越想越后怕的心情。也许，人们往往在经历时会镇静待之，事后来想却不堪回首，这便是后怕。我们不知是怎样拥抱对方的，也不知是怎样亲吻对方的。男女之间的那种界限瞬间瓦解了，就这样长时间地抚摸和亲吻对方，贪婪地分享着虎口余生的喜悦。高潮过后，双双慢慢地抚慰对方。我的双手禁不住移到了她的胸前，她闭着眼睛享受着幷密切配合地向后退了退。她那高耸的乳峰很硬挺，却缺少弹性。我慢慢地加大抚摸力度，希望能使它温暖一些。可她的双乳却令人失望地冷冰冰的没有反应，拒人于千里之外。这令人难以置信的冷冰冰的乳峰完全与她本人焕发的激情截然相反。我十分诧异，双手探寻似地摸到乳峰四周，摸到了固定乳峰的绊结。绊结是长方型的细状块，对称地分布双乳两侧，大概是为了使乳房在奔跑时或急烈运动中不致于移动和错位吧。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造“波霸”吗？这么一想，我心里陡然冒出两个字：假货！停止了手的探寻，我把自己的脸轻轻地从她紧贴的面颊剥离出来，疑惑地盯着她。我们都从沉醉中惊醒了。她轻轻地没有半点回旋余地的将我的手抽开，不容置疑地把我推了一把。我非常尴尬，不敢再看她。

    那女的坐在船尾的甲板上，离我2米远的地方，双手抱膝，目光再没有回到我身上来。我们一句话也不想说，因为说什么都是多余的。货轮靠岸后，我先给她拦了辆的士，然后又叫了另一辆的士，朝着与她相反的方向驶去。这一切都是在默默无语中做的，互相连声“再见”也不曾说。

    与一个陌生女人有过如此经历，我一直像是在做梦。一个月之后，我鬼使神差地去找那女的。可是她说的那个地方从来不曾有过什么服装厂。难道她一路上的言行都是假的？后来我去琼山县采访首例中国特大毁容案时，得知有个服装厂，还特别去了一趟，问有没有过一个黄姓女士？黄姓的女士不少，却不曾有过这个姓黄的。她难道如一阵轻烟消散了？我甚至怀疑那个经历是不是梦幻。然而她乳房旁的细状块却以一种非常态的记忆告诉我：这一切曾真切地经历过。

    时间过去了多年，那女的留下的特别的记忆标志，使我回想这一幕时还是那样清晰而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