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能成为一次上帝

我很少回故乡采访，更别提写关于家乡的一些报道。早年间，我曾在一家青年刊物打工，误闯误的回家乡进行了一次采访活动，做了一次上帝。家乡的县城之南，过一条汉江是个富得流油的村庄，这个村庄是以做军服军被发家致富的。一段时间传闻，这个村子的年轻人经常成群结伙地骑上几十辆摩托，去县城大街小巷里招摇。这在刚刚改革开放不久，是十分令人震惊的。

我通过县团委的介绍，到这个村采访，却是为了一件与致富不太相干的事。听说这个村子有一位高位截瘫的残疾人苦苦自学英语，用英语写作30多万字，还翻译了大量的作品。时逢全国掀起学习张海迪的高潮，我们不经意地发现了一个“男张海迪”。但他的家境十分不妙，他本人常年卧床，而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已失去劳动能力。母子俩在这个富裕的村庄里常年过着“瓜菜代”的生活。他母亲把我领到屋后，看看他们种的南瓜，南瓜藤爬上了他们家矮小的茅屋顶，还有几个硕大的南瓜没有摘，悬挂在屋檐下。他母亲说：“这些南瓜可救了我们的命呀！我们大半年就靠南瓜稀饭度日。”

顺沿采访的惯例，县团委派干部陪同我先见村支书。村支书以为我们是来采访他们富裕状况的，掏出笔记本照本宣科地念起来，塞给我一长串数字，带着我村前村后转了一遍，还去几个服装厂看了看。他的确可以骄傲，村子里楼房林立，运服装的车、船马达声不绝于耳，很是繁忙。我不露声色地跟着他转了一遍，详细地记下了他提供给我的显示富裕的数据。在村支书以为采访结束，将要为我饯行时，我漫不经心地提出，要去一位高位截瘫的残疾人家看看。村支书明了我的真正来意，脸色突变，不得不尴尬地随我前往。当高位截瘫残疾人的母亲向我倾诉他们困境时，村支书几乎无地自容。我很是愤怒，尽管村支书热情挽留，与他共进晚餐，我还是很不客气地拒绝了。这个村子是县委副书记亲自抓的点，晚上他便向县团委施压，还要对我的身份进行核实。我对他们这种做法不予理睬，告知县团委，将会用一种贫富对比强烈的手法来写这篇文章。他们不得不很快作了补救，把残疾人送进了县里办的福利院。我让一位在县里工作的朋友察看了一下，安排得不错。我得到了很多感激的话。过了两年，县里工作的朋友说他过得不错。

我在残疾人眼里俨然扮演了一次上帝的角色。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相反有点偿还债务的意思。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我常常被别人所拯救。也许别人认为是他自己份内的事，或者是不经意的出手，对我来说却至关重要。初到武汉的时候，业余时间依然做着我的文学梦，却少有发表作品的机会。我忘记怎么认识当时在少年科技报任主编的鲍先生。和他相识后，过一段时间我就会去他那里坐坐。他非常忙碌，但每次必把我带到小酒店里，看我狼吞虎咽地吃饭，也会当场改改我写得乱七八糟的作品。这些年过去了，他换过多种职业，我也奔波过许多城市，我一直没有中断和他的联系，有时节假日，便会想起他来，特致电问候。虽然后来我不断地发表作品，处女作却是在他手上诞生的。

新时期文学涌现一大批文学新人，那时的文学具有很强的轰动效应，很多人因为发表了作品，在乡下便调入县文化馆工作；获了文学奖的，便成为作协或文联的领导。文学的功利性简直立竿见影。说这些话，我并非有嘲弄的意思，因为我也是其中的受益者。我写了一部自传体式的长篇小说，投寄给花城出版社的田先生。他告诉我，他看到的这些文字充满了神经质，不是从笔底流出来的，完全是从胸腔喷出来的。他十分感动。在他的指导下，我多次修改，小说终得以出版问世。在此之前，发表的作品基本上缺少分量，离上作家班的标准还很有距离。因为这部作品的发表，我进入了大学，脚下的道路虽然不是铺满鲜花，却是平坦多了。也许田先生认为，这不过是他的工作而已，但对我来说，却彻底地改变了命运。

一个人从事的职业，如果能给他人带来一些便利，甚至使另一个人的命运获得转机，面对别人那双渴望的眼睛，别因为怕麻烦而推诿，更不要怀有功利的企图。请试着去做一次上帝吧。你的灵魂更加纯粹，你的人格也会变得崇高，别人将永远牢记你的善行，并把这种美德传承下去。